德国的体育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体育已成为德国人在饮食起居之外最常参与的活动，支撑在其背后的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或可成为中德体育交往中的新话题。
作者在德国留学期间
2024年7月14日，第17届欧洲足球锦标赛（欧洲杯）在体育底蕴深厚的德国落下帷幕。这一影响力仅次于世界杯的足球赛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使这个夏天成为德国全体国民的“体育狂欢节”。
体育究竟为什么在德国具有超凡魅力？
德国体育长久不衰之原因在哪里？
对于中国体育又有哪些借鉴意义？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德国独特的体育体制中找到答案。
笔者曾于2003年至2008年在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攻读体育科学博士学位，并出版了《德国体育研究》的德文与中文两本专著。根据亲身经历与长期的学术研究，对中国体育发展借镜德国体育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创新思考。
目前人们对德国体育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即因德国在夏季奥运会上的成绩有所下降，从而认为德国不再是体育强国。但现实恰恰相反，除了夏季奥运会这一竞技体育舞台，德国还在冬季奥运会上成绩斐然，且以足球为代表的大球项目长盛不衰，其体育人口达到了惊人的66%，并拥有非常发达的体育产业等，这些都是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因此，笔者认为，德国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的体育强国。
德国体育体制发展的基本情况
德国体育不同凡响，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又富有进取的现代精神。当人类社会的体育初入现代之门时，以古茨穆茨（J.C.F.GutsMuths）为代表的体育家们就开风气之先，将体育运动的教育功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后，德国体育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独特的体育体制。
在讲述德国体育体制之前先分享几个小案例，从中便可窥见德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德国足球观众的上座率到底有多高？
仅仅用“座无虚席”来形容远远不够，因为这样还体现不出球迷占人口的比例。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人口只有100多万人，而科隆队的主场莱茵能源体育场能容纳5万人。也就是说，科隆约有5%的市民会经常观看足球比赛。如果这个比例还不够高的话，那霍芬海姆足球俱乐部的上座率就有点儿“恐怖”了：其在初建球场时便能容纳20150人，而当时霍芬海姆这个德国典型的小城镇总人口只有3263人！这些案例充分展现了德国体育的独特性，其根本原因得益于德国的体育体制。
德国的体育体制可以被直接地归纳为“社会主导型体制”，其体育俱乐部体制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自1816年德国第一个体育俱乐部成立以来，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到2010年德国共有体育俱乐部91148个，会员2764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3.78%。另外，还有约1/3的人口在商业健身机构或自发进行锻炼。由此可见，德国的体育人口已约占总人口的2/3。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说明体育成为德国人在饮食起居之外最经常参与的活动。这样的社会体育氛围，也为青少年参与或从事体育运动塑造了绝佳的环境。
除此之外，德国非常重视体育科研以及体育科技的推广应用，政府投入了相当的经费来支持体育科研。从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体育科学的研究机构和教授职位，到1970年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正式成为一所联邦州所属的研究型大学，这些院校是德国体育科研的主力军。
那么德国人对体育俱乐部的感情有多深？
都说德国人有成立协会和俱乐部的传统，3个德国人凑在一起就会想着成立一个协会，这也是德国有多达9万多个俱乐部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俱乐部已成为德国人联结和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笔者曾于2005年-2008年在德国参加了一家大众网球俱乐部，并曾代表俱乐部参加过区县级联赛。回国后，还经常收到当年队友们互发的邮件，讨论下一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回味某一场比赛的胜利。这种认真劲儿和对比赛的投入简直就像真正的职业运动员。每次笔者收到这样的邮件时，都会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
这些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体育俱乐部在德国体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各个方面都建立在俱乐部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在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方面，德国的体育俱乐部更是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因此，“体育俱乐部会员”在德国几乎成了“参加体育锻炼”的代名词。
进一步而言，作为社会主导型的德国体育体制没有设置专门的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宪法中也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政府管理体育的权力。因此，德国体育的管理主要由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如体育类协会和俱乐部来承担，而各联邦州政府中的教育部门和体育局只负责中小学体育教学和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任务。
目前，德国体育的最高管理机构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所有体育俱乐部都通过不同层面（州、地区和城市）的专业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直接或间接接受DOSB的管理，所以德国的体育体制又被称为典型的“俱乐部体制”。这种俱乐部体制不仅有效促进了德国的体育发展，而且对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等方面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关于德国体育体制的认识
德国体育的旺盛生命力根植于其自下而上不断生长的良好体育发展环境。当每个国民在业余时间都会去体育场上挥洒汗水时，这个国家的体育自然而然地就闪耀在世界体育版图中。
基于俱乐部体制的支撑，塑造了德国的竞赛体系。也就是说，每个德国人都可以代表不同的俱乐部参加比赛，而非在其他国家更普遍的代表地区才能参赛。这种扁平而又层次丰富的竞赛体系将不同俱乐部的德国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运动员选材、教练员培养、体育经济价值的开发提供了纽带，不仅保证了普通大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普遍性与可能性，又维持了竞技体育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俱乐部体制的零散多样、分布广泛等特点，使德国民众普遍形成了体育意识，包括对体育运动的认识、对健康生活的渴望以及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等。这种意识和态度，一方面提高了普通民众全方位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关注度与参与度的提高，也使得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俱乐部体制与体育意识在德国体育事业中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俱乐部体制就失去了制度的保证，而没有民众积极的体育意识和态度，再好的制度也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可以说，体育俱乐部成为每个德国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每个个体的体育记忆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德国人的集体体育记忆。
经过百余年的沉淀与传承，体育已融入德国的国民性中，构成了他们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例如，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多特蒙德俱乐部、勒沃库森俱乐部不仅是国家性的体育标签，更成为世界足球史乃至世界体育史上的亮眼所在。
德国体育体制对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与德国之间有着很深的体育历史渊源，主要呈现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交往，包括通过引入德国的教练、训练方法来提高我国弱势项目的水平等。20世纪80年代的游泳、90年代的足球，雅典奥运会上皮划艇项目的突破和冬季两项水平的提高，都有德国人作出的贡献。但是，在当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仅仅学习德国在竞技体育上的成就和经验，对我们而言已经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如何将德国体育体制的优秀经验与我国体育国情相结合，在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体育体制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结合型。无论何种体育体制，均对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产生着根本影响。不同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和规模，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体育体制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相较于德国的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我国的体育体制则属于政府主导型。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国情原因。总体而言，在以“举国体制”“奥运战略”为代表的体育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奥运奖牌榜长期处于领先位置，群众体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随着我国体育事业转向高质量发展，以“举国体制”为代表的体育发展道路面临着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在“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德国的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供经验借鉴。
一是有序转向“政府引导-社会主导”的体育体制改革方向。全盘转向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无益于实现改革目标。
我国“举国体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足进步极大拓展了体育资源，但仅依赖体育系统无法高效协调相关资源，导致体育事业各个方面的发展相互孤立，甚至彼此掣肘。对此，有必要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帮助政府“卸担子”，将更多的体育发展权交给社会，让政府发挥好政策“指挥棒”作用，整合社会各类体育资源，以此有序转向“政府引导-社会主导”的混合型体育体制。
同时，这也十分契合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能够让人民更好地成为体育事业的主人，构建根植于社会的体育生态体系；另一方面，则能让更多的体育人才基于兴趣从社会中成长出来，而非依赖体校的专业培养模式。
二是激发民间能动性，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置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前缀。“如何协同群众与竞技”成为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德国体育俱乐部体制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主要依赖体育系统的三级训练网机制，群众体育则是自发组织较多，二者之间鲜有联系。同时，当前我国社会层面的体育俱乐部也较为有限，单项类的俱乐部比例较高而综合性俱乐部较少，且俱乐部总量也十分有限。今后，可以考虑逐步将部分体校转型为由政府运营的体育俱乐部，同时引导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建立各类体育俱乐部，并相应转变既往的竞赛体系，形成依托社会网络结构的体育竞赛体系。这样便能面朝混合型体育体制改革，明确学校、社会与体育系统的权责划分，建立起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同发展模式。
三是塑造全社会维度的“体育参与意识”并孕育“终身体育理念”。“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之功，必须重视在社会维度塑造全民的“体育参与意识”。
根据德国体制所衍生出的国民体育意识，我们应当着眼新时代青少年，通过激励政策与思政教育让他们积极投身到各类体育俱乐部或运动队中，进而完整地培养一代“新体育人”，从而让这批“新体育人”凭借其成长过程中积淀的体育记忆向后代传承，形成体育意识的代际化。
同时，还需重视“体育参与意识”向“终身体育理念”的迁移。当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80岁，如何有效提高生命质量成为每个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体育在促进生命健康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愈加受到重视。因此，推动形成终身体育理念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根本关切，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所在。（作者 刘波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曾于2003年-2008年在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攻读体育科学博士学位）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8期）
作者：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