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康熙来了》开播20周年。《康熙来了》早期制作人詹仁雄和蔡康永、小S原本规划做3集《康熙来了》特别版，但詹仁雄太兴奋了，跟电视台规划了一季，这个长度超出蔡康永和小S的打算，最后只好作罢。蔡康永在接受台媒采访时直言自己退休了，他说：“当年我和熙娣、来宾在节目上玩得自由自在，但现在节目都要求内容正确，乱开玩笑的节目是无法生存，且要维持平衡，对我们两人来说太累了。”
《康熙来了》剧照
2004年开播的《康熙来了》，2016年1月14日播出最后一集。2000年代是《康熙来了》的影响力巅峰时期，节目质量也最高，给大陆观众带来的不仅是快乐，更是思想上的冲击；2010年代，《康熙来了》逐渐进入模式化、套路化的困境中，节目于2016年急流勇退，蔡康永、小S一度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陆。
有那么短暂的一个阶段，大陆新兴的网络综艺展现出新锐和开放的一面，比如早期的《奇葩说》。《康熙来了》拉开一个开放的综艺时代的帷幕，我们曾乐观地以为它会在大陆市场延续，奈何一切都太匆匆。
《康熙来了》的开放性
虽然已经停播几年，《康熙来了》至今仍是很多人的“电子榨菜”。
电子榨菜主打的就是轻松下饭。《康熙来了》覆盖广泛的话题，从明星八卦到社会议题再到日常生活趣闻，几乎无所不包。很多老观众对于《康熙来了》的一些知名单元，比如女明星卸妆、道歉大会、以物换物、明星比赛、两性研究所、拯救音痴、明星美食推荐等都如数家珍。《康熙来了》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多样化内容，让它成为很多人消遣时光的选择。
蔡康永和小S是完美的搭档，赋予《康熙来了》独一无二的气质。蔡康永以知性、温文尔雅的形象著称，他在节目中扮演理性和稳重的角色，引导话题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或社会议题发展；小S以直率、大胆且幽默的个性闻名，她擅长即兴发挥和现场互动，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笑点和戏剧性效果。两人互补，《康熙来了》成功创造了一个总是轻松有趣，有时也又不失温度和深度的节目氛围。
不过对于很多大陆观众而言，昔日《康熙来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思想上的冲击。它明明是一档一点也不说教的节目，以至于一度被台湾电视人士批评节目没营养；但橘生淮北则为枳，2000年代，《康熙来了》是大学生最爱看的综艺之一，很多大陆年轻人这才发现原来综艺还可以这么做。
《康熙来了》带来的思想冲击，体现为三个关键词：祛魅，开放，多元。
来《康熙来了》的不仅有明星，也包括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学者、艺术家等。他们在节目中都被当作普通人来对待，打破公众人物的神秘感和距离感，再大牌的人物在节目中也被“祛魅”。
小S与男嘉宾之间的互动，超出一般节目的界限，比如小S吃男嘉宾豆腐。传统综艺节目的性别关系由男性占据主导，女性相对被动；《康熙来了》小S的“开放”，一定程度上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规范。很多女性以及性少数人群的性别观念启蒙，是经由《康熙来了》实现的。
《康熙来了》经常邀请各行各业的人物参加节目，从娱乐圈到普通职业者，包括社会边缘群体的代表。嘉宾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人故事。这样的多样性让大陆观众看到了除了主流生活方式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节目有时也会触及一些社会议题，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康熙来了》剧照
因此，很多人怀念《康熙来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轻松好笑，而是在他们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有这么一档综艺无形中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让他们对于社会和生活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
开放性的难以为继
由于我们对《康熙来了》的滤镜，多少忽略了《康熙来了》2010年代以来，尤其是2012年小S第三次产后复出后，节目的逐渐老化。
这既有一档长寿综艺自身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目中的话题、游戏和嘉宾都会变得重复，缺乏新的吸引力。高强度的录制周期，以及顾忌的增多，两个主持人多多少少有些“疲态”。以前的《康熙来了》我们一期不落，到了后面我们常常是选择性地看。
《康熙来了》的问题，也折射台湾综艺市场的根本困境。曾经培育开放性和创新性娱乐内容的土壤，已经逐渐失去养分。这与台湾电视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分不开的。
早期台湾省只有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电视台，1994年开放有线电视台牌照后，电视台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省内，有公共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卫星频道超过150家，有小几百个频道。
电视台野蛮生长，原本有限的观众群体被进一步分散。这意味着每个电视台能够吸引的观众数量减少，导致广告收入下降。广告收入是支持高质量内容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一，当广告收入减少时，电视台用于内容制作的资金也相应减少。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电视台更加保守，不愿意投资于新的创意和实验性项目。2010年代以来，台湾电视台充斥各种鸡零狗碎的新闻播报，以及低成本低质量的棚内谈话综艺，这进一步限制了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能力。
以《康熙来了》为例，这么火的综艺，拿到的是台湾省最高的制作标准，每一期成本也仅为50万新台币（相当于11万人民币），这包括主持人的费用，嘉宾的费用（每集所有嘉宾预算不超过5万新台币）等。沈玉琳这种顶级综艺咖拿到最高的通告费，友情价2000-3000元人民币一期，如果是宣传期的艺人上节目，不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只能拿到1350新台币（300元）。
《康熙来了》都如此捉襟见肘，其他综艺节目就更不用说了。经费如此有限，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进行模式创新？
早在2011年，《康熙来了》制作人詹仁雄就撰文指出台湾娱乐产业的危机，指出电视台太多恶性竞争，低预算导致谈话类节目当道，戏剧节目危在旦夕（2010年之后台剧也进入漫长的萧条）。詹仁雄一并谈到大陆娱乐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陆一期节目的制作经费可以达到千万元人民币，“以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台湾引以为傲的电视制作，只能沦为大陆的佣兵”。
詹仁雄的预判并没有错。十多年过去了，台湾娱乐业的危机依然如此。近些年，台剧稍有起色、不时有佳作，综艺市场仍然是谈话节目当道。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谈话类节目往往采用刺激性的内容来提升收视率。它们比《康熙来了》尺度更大，但再没有蔡康永那样的主持人把控兜底，也没有蔡康永和小S这样的完美配合。
当“开放”失去边界、底线和人文底色，也就变得喧嚣、无聊和粗鄙。2021年和2022年，小S在台湾省推出两档挑大梁的综艺，《熙娣想聊》（网综，只有一季）和《小姐不熙娣》（台综，仍在播放中），从小S的脸到节目的氛围全方位的僵硬。
《康熙来了》关停之前，蔡康永已经逐渐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陆；《康熙来了》关停后，小S以及节目两任最有影响力的制作人詹仁雄和B2（陈彦铭），也纷纷来大陆发展。
当时，大陆有资金，视频网站正崛起（2014年是网综元年、2015年是网剧元年），人才大量涌入。2014年横空出世、蔡康永担任“导师”的网络综艺《奇葩说》，某种程度上就是开放、新锐、包容的象征。
《奇葩说》剧照
《奇葩说》欢迎“奇葩”，欢迎那些具有独特个性、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能够提出非常规的观点，用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娱乐性。
节目通过辩论的形式鼓励观众独立思考，不盲目接受既有的观点，而勇于质疑、探索不同角度的看法；节目涵盖广泛的社会议题，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促进多元观点之间的碰撞与交流。
《奇葩说》以其开放性，给我们带来过思想冲击。很多人记得第一季《爱上好朋友的恋人要不要追》《要不要牺牲贾玲救大家》《为了成功潜规则放在前面用不用》等尖锐议题；记得第二季中某一期，蔡康永哭着说“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就是向爸爸妈妈证明我们不是妖怪，我们可以很好地活在世界上”；记得第三季中，《婚前要不要啪啪啪？》《异地恋伴侣建议available你接受吗？》《上司该不该列为发展对象？》等相当大胆的两性话题辩论……前三季《奇葩说》获得很高的豆瓣评分，9分、8.5分和8.6分。
《奇葩说》剧照
但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2017年的《奇葩说4》豆瓣评分首次突破8分，之后每一季豆瓣评分持续滑落，4-7季的评分分别为7.7、7.3、7.4、6.8。
2018年的《奇葩说5》给自己做过一个“病号”的隐喻短片。片子里《奇葩说》是一个病号，象征着市场的“护士”对他说：“你已经有IP老化、口碑下滑、用户流失、病入膏肓了，我劝你签字放弃治疗吧。”扮演妈妈角色的爱奇艺对他说：“孩子你的病治不好了，还好你的弟弟们《偶像练习生》《中国新说唱》都很争气，再加上妈妈已经美股上市了，所以你安心地去吧。”
《奇葩说》剧照
《奇葩说》系列的退步，有IP自身的问题，比如老选手的“阶层固化”，段子的喧宾夺主，思辨性的下滑；也有其他原因，比如“节目都要求内容正确”，节目在选题、辩论内容等方面不得不更加注重正面价值的传播，减少争议性和边缘话题的讨论，这无形中限制了主创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奇葩们的表达更加谨慎保守。
如此氛围下，台湾的综艺人来到大陆，几乎都水土不服。B2在采访中谈到他一开始对大陆制作环境的不熟悉和不适应，比如起初面对“节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的提问，他不知道如何作答。小S来大陆做的《姐姐好饿》（两季），和蔡康永合体主持的《真相吧！花花万物》（二三季更名《花花万物》），小S都没能放开。
蔡康永参与的大陆节目更多，固然可以发挥他的智性优势，但既缺乏像小S这样鬼灵精怪的人予以调和，大陆的明星也不像在《康熙来了》那样可以百无禁忌地提问，多数节目都反响平平。比如去年的《众声》，主打蔡康永的深度访谈，但太老派，提问也鲜有突破，几乎没什么水花。
《众声》剧照
于是，就像昔日蔡康永功成身退离开《康熙来了》，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陆的蔡康永又一次选择离开，这一次是退休。蔡康永是敏锐的，今时今日的他嗅到了昔日的气氛——从台湾到大陆，一个丰富多彩的综艺时代相继跟我们告别。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麻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