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化起源来历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下面就来说说中国书院文化起源来历吧。
书院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官方创办的。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
当时就有官方和私人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最早记录的书院是唐玄宗所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初非士子肄业之所，仅为官府修书之地，但较之以前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等诸如此类的修书专门机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职能扩大了许多，增添侍读、侍讲、咨询、顾问等职能，这样，丽正、集贤书院已初步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成为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搜集、收藏、校理、研读经史典籍，启发和推动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读书自学、授徒讲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全唐诗》也记录了十一所书院，都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时的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这些私人聚徒讲学的书院为什么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兴起呢?首先，唐代的时候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被推广，为民间刻书、藏书、聚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唐代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经过唐太宗、武周皇帝、唐玄宗等的不断完善，“学而优则仕”风靡于世，求学之士就非常需要求学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由此兴起;其三，到了唐末，天下大乱，官学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坏”，也促使读书之人避害于山林，“天地闭，贤人隐”，创学馆，建书堂，潜心自修，并延四方之士，聚集图书，自修研读，授徒讲学，成为初创时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至宋初形成的四大书院进一步发展、充实了这种精神。
真正意识上的书院应运而生了。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书院的兴盛是与理学的兴盛相一致的，唐代思想家不满意儒学式微，立志复兴儒学，韩愈著《原道》，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道统”。
后周敦颐创立“道学”，是以“义理之学”(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宋明理学”。
儒家要研究和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最终实现把握领悟最高哲学本体的目的，即所谓的“讲学明道”，也必须找到一个从事学术研究、讲学传道的场所，而唐代及以前的官学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其主要职能是“储才”。
傅斯年评说：“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
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剑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
也正是以上原因，到了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就越来越发达。
时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睢阳)、嵩阳、石鼓、茅山等大书院蓬勃发展。
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书院的发展则更为迅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
南宋书院勃兴发轫于理学家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
两大著名书院的复兴，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创立书院，延聘名师，聚徒讲学，蔚然成风，渐呈鼎盛之势。
南宋理宗一朝兴建书院300余所，占南宋书院总数的50%以上，超过北宋书院一倍多。
南宋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制度进一步完善，教学活动的内容、方式进一步丰富充实，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拓展。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南宋书院在继承唐末五代和北宋书院藏书、自修、授徒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创新。
名师讲学，学派间公开论辩，师生间平等质疑问难，教学与研究结合，培养人才与发展学术统一，以进德修身为重，德行道艺兼求，书院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元代建立，蒙古人在征服汉地的过程中，使书院遭到极大的毁坏，但是，元代统治阶层很快意识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帝中国，当行中国事”、“治汉地，必行汉法”的道理，对南方的政策由开始的“争雄”、“屠城”、“悉空其人以为牧地”逐渐调整为边伐边治，再逐渐过渡到改兴“武功”为兴“文治”。
忽必烈默许了赵复等人在燕京创建太极书院传播程朱理学，还下令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设立书院，书院设山长，多为程朱学派儒士所担任，程朱理学进一步得到普及。
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以理学为官学，书院在元代得以继续兴盛。
明继宋元之后，尊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被推上正统官学地位，书院也非常兴盛，据统计，明代共建书院1600余所。
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是盛行会讲制度，讲会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教学的的主要方式，提倡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强调平等论学、求同存异，鼓励创新，使书院精神为之一新。
但是，也有讲会过盛导致书院遭到禁毁的现象，如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东林书院，主张人人磨砺气节，个个讲求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此招致权贵者忌恨，终被严令禁毁。
然而书院虽遭禁毁，书院自由讲学之精神却永存史册，历久而弥新。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盛行，被迫禁毁的教训，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但是，书院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简单的禁绝必然会激起士人的不满，加剧社会矛盾，而且与推行尊孔崇儒，加速“汉化”和笼络、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相抵触，清政府只好在严加控制下允许书院讲学，并将书院纳入官学化的轨道，使书院成为“广学校之不足”的附庸。
因此，清代大部分书院转变成为科举服务的考课式书院。
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制度在做支撑呢?
经费状况，这是书院赖以生存的条件。
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捐助。
可捐钱捐物捐田，为书院所有的田，称之为“学田”。
2、政府拨款。
可拨银，也可拨田。
3、官员资助。
百官以个人名义捐出自己的财资帮助书院开展活动。
4、书院自身经营。
如刊刻、发售图书，田地出租，将银钱存入钱庄获取利息等。
经费来之不易，可是支出项目也不少，比如需要做基本建设，需要日常运转经费，基本建设就不用多说了，房屋斋舍修葺总是需要经常进行的，日常运转经费主要包括养士、教学、祭祀、管理等，举例两种如下：
山长束脩(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十为一束，脩，指腊肉。
孔子的意思是你自愿送给我十块腊肉(来求学)，我一定会教你。
后来将束脩引申为学费、教师工资、师傅钱等。
山长束脩即是指山长的工资，也泛指所有书院教师的工资。
不过，山长工资，有的`由书院支付，也有的由地方政府支付，自办书院的山长除外。
山长的工资一般都不低，如岳麓书院清代山长罗典，一个月的工资就是白银八十两，他基本上都捐出来用在书院建设上了。
膏火。
膏火本指膏油灯火。
宋元以来，膏火泛指书院、官学发给肄业生徒的生活费用，其数目因等级而异，已成为奖励机制。
书院生徒的膏火钱多少，原则上以学生学习需要和养家糊口所需为标准，因此贫寒学子科举无望之时，流连书院以求膏火钱养家者也不在少数。
书院有山长、副山长、堂长、斋长、学长、分校、讲书、教习、训导、经长、助讲、都讲、会主、司书、掌书、主祭、主奉、陪祭、监院、监理、掌管、董事、钱粮官、司总、经理、账房、司纠等等一百五十余种。
下面挑几种主要的介绍。
1、山长。
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行政首脑称为山长。
唐五代时，蒋维东隐居在衡山聚众授徒讲学，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山长之名由此得来。
山长之意，一为讲学之处创建于山林秀美之地有关，亦有“山野之人”之“长”之寓。
既取其主掌院务、教务之实，亦兼退隐山林、居山颐养之意。
历代一直沿用，清乾隆皇帝以山长之名山野之气太重，曾下诏另改山长为院长，但习惯上仍称山长，官方文书也是山长、院长兼用。
山长的产生，宋代多由不愿出仕或者弃官归田的学者建院自任，少数地方由地方政府聘任或公众推举;南宋理宗时开始由吏部任命，遂为学官。
元代山长由礼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
明代有地方官聘请、地方公众推选、学者建院自任三种。
清代由地方官礼聘，亦有部分由地方公推。
山长的职责要求充当山长的人选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名气越大的书院，对山长的要求越高，山长概为当时全国一流的学者担任。
2、监院。
监院是书院中仅次于山长的职事，实际上往往处于行政首脑的地位。
山长虽兼行政首长，但明代以后的书院官学化特点越来越明显，所以山长作为学术权威，一般不会去管具体事务，院中的事务性工作包括行政、财务、学生管理、图书管理等都是监院所管的事。
监院始设于明代，盛行于清，主要有地方行政长官委派或以学官兼任。
监院的权力极大，名义上受山长约制，但由于他是官方设在书院的代表，所以往往可以越过山长直接向衙门负责，甚至还有暗中监视山长的义务。
3、斋长。
学生自治中最主要、设置最多的职事就是斋长，斋长一般从住在书院的生徒中选拔，由品行端正、成绩优秀、老成持重者担任。
斋长一般都不止一个，可以同事有很多个，类似于现代学校中的各班班长，不同的是斋长是有工资、津贴的，工作包括查册(登记出勤)、发卷、收卷、写榜、发放膏火、管理图书、劝善规过等事务，有些工作也有点儿像现在的班长、课代表等。
有些斋长由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担任，就像现代大学里的学生辅导员。
书院的招生。
书院的私学特点明显时，招生是不受什么限制的，由山长说了算。
当书院的官学化特点明显时，招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地方政府会给个、各书院制定招生定额，清代称为正课生、副课生。
以岳麓书院为例，宋代乾道元年(1165)定额为20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增额10人，绍兴五年(1194)又增10人。
清代乾隆二十八年正副课生75人，乾隆五十年增加到103人，嘉庆七年扩至138人。
招生名额的增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但旁听生一类的短讲生，是不受限制的，如岳麓书院的旁听生曾达千余之众。
但只有正式学生才能享受到膏火等待遇，旁听生是不能享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