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雕塑

中国古代的雕塑主要分为哪几类

古代雕塑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劳动生活及民俗雕塑。雕塑按其功能，大致还可分为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功能性雕塑以及陈列性雕塑五种。雕塑按照材料分类可分为泥雕，石雕，根雕，玻璃钢雕塑或者陶瓷雕塑等多种类型。艺术门类有圆雕、浮雕、纪念性雕塑、案头雕塑、建筑及器物装饰雕塑等，雕刻材料也丰富多采，除了青铜、石、砖、泥、陶等材料外，还有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同时又受到各个时代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现今，卡通雕塑已进入人我们的生活中。如各福娃的立体造型。通过雕、刻减少可雕性物质材料，塑则通过堆增可塑物质性材料来达到艺术创造的目的。扩展资料：随着现代文明进步的步伐，城市建设的进程也日趋现代化。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大量的城市雕塑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根据雕塑在城市和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应用，现代城市雕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景观园林雕塑——这种雕塑大部分以室外雕塑的形式分布于各风景区和园林景区，与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兼具美化环境和传承文化的作用；城市主题雕塑——这种雕塑大部分分布于城市的主要标志性建筑、街道、商业区。主要起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作用；校园雕塑——这种雕塑以室内和室外雕塑的形式存在于校园内，一般蕴含着一定的鼓舞、纪念意义，能够与校园文化和历史融合，对师生起一种感召、倡议的作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雕塑

商周时代的青铜雕塑作品有哪些特点？

商周时代青铜雕塑艺术是最具民族特色的雕塑艺术形式。这一时期青铜雕塑大致分为青铜鸟兽形器、青铜器皿上的立体雕饰以及纯观赏性的青铜雕塑品三类。鸟兽形器，主要指造型作鸟兽形的“尊”，如犀尊、象尊、鸮尊等。青铜器皿上的立体雕饰，包括在器皿表面的装饰性浮雕和在提、盖、耳、足等部位的小型立体雕饰，立体雕饰都以立体或半立体形象出现，形象生动夸张而又服从于器皿的整体造型与装饰要求。纯观赏性的青铜雕塑数量不多，但颇具艺术价值。

汉代青铜雕塑都有什么特点？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西汉初期以两广地区的几组铜俑为代表，广西贵县风流岭墓的一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一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的一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有两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作品如陕西西安玉丰村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东汉时期，政治安定，农业大为发展，使得人们过着“谷物满仓，牛羊成群”的安乐生活，反映在他们的墓葬明器中，陶塑的猪、狗，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以及粮食、井栏、炉灶，楼台等小形模型，是很多见的，可说是汉代墓葬的突出特点，后代也或多或少地承袭了这一风习。这些塑制品，尤其是猪狗之类，正因其体积小，作者更容易掌握形象，塑出动态。如活泼的小狗，竖耳卷尾，神气活现，被塑得很有生趣，猪则塑得肥胖，显出行走困难的样子。可以说是做到了各如其分。在东汉墓葬中，也有不少陶鞍马，其体积与上述杨家湾汉墓骑士马相近，体躯造型矫键有力，肌肉紧缩夸张，特别突出了马的倔强性格，具有汉代的精神气质。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有广东佛山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的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的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的背儿捧箕俑、河北内丘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的庖厨俑、河北内丘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的针灸陶人。最有特色的是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的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的立式说唱俑等。如天回山陶俑中的说唱俑，高56厘米，坐于圆榻上，右手挥舞鼓槌，左臂环抱圆鼓，着长裤，赤脚，似正说到精彩处，作手舞足蹈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民间说唱艺人的形象。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的大陶马等。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发现较多，如武威东汉墓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两匹高116厘米的青铜大马，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尤其造型精美、构思奇巧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雕塑的铜雕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　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

汉代雕塑艺术的特点

　　汉代雕塑

　　产品推介：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古时青铜雕塑有哪些特点

中国青铜器四大特点
第一、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第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
第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这些铭文字体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第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具有哪些艺术特点？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奴隶社会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等类型，这些器具上的装饰纹样，内容多样，手法独特，结构严谨，显示出威严、端庄、肃穆、凝重的特色，具有独特而新奇的狞厉之美。殷和西周前期的主要纹饰是饕餮纹、夔纹、龙纹和凤纹，基本为对称形，表现出神秘森严的气氛。青铜礼器多厚重，一件司母戊方鼎重达875kg，是王权集中的体现。造型除注重实用外，还以现实和想像的动物形象为母题，制造出四羊尊、象尊、鸟尊等工艺精湛的艺术品。

……青铜那么硬，如何雕塑？？什么是青铜雕塑？？？

青铜器是铸造的！

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铜锡或铜锡铅合金铸造的器物。包括工具、兵器、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度量衡器等。

青铜艺术即指铜器的铸造工艺、铜器的各种造型及装饰纹样所形成的艺术特色。也由此而使青铜器不仅具有生活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陈设欣赏的艺术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各个时期的风格。

商代前期，造型轻薄，纹饰比较简单；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多表现神权思想的兽面纹、夔龙纹、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向简朴，纹饰多为粗线条的窃曲纹、重环纹等，同时长篇铭文增多。春秋后期到战国，造型轻巧，纹饰多活泼的动物纹和复杂细密的蟠螭纹、云纹等，也有不少用细线雕刻狩猎、攻战、宴乐等反映现实社会活动的画面，或用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出种种图案或画像。

从铜器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看，它综合了绘画、雕塑、图案和工艺美术，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础。

之所以叫雕塑我想是因为铸造前铸模模型的制造需要很好的雕塑技术

汉代雕塑的石雕

霍去病墓石雕群，被认为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雕制的 ，可认为是与昆明池石刻同出于皇家石雕工匠之手 ，因而两者的风格十分相似。霍去病墓距汉武帝陵东北约1 000米处。他生前为武帝远征匈奴 ，屡建奇功 ，受宠之余 ，却留下“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 ，死时年仅2 4岁。武帝痛惜之际 ，特命人将霍将军墓修造成象征其卓著勋业的祁连山形 ，山冢的上下 ，还刻置了一批大型石雕，有虎、熊、牛、马、猪等形象 ，以此衬托出祁连山景的雄伟壮观 ，其中最著名的石雕就是“马踏匈奴像”。这些石雕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以其粗朴雄浑的气势，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艺术爱好者和游人。其艺术的魅力在于他们主要是采用了“因势象形”的抽象技法，简括而又传神地表现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例如，其中的卧虎 ，造型浑厚雄奇，刀法单纯洗练，石纹简括，它不作张牙舞爪之状，却显得沉稳有力，其犀利的目光足以收到震慑人心的效果。再如，石猪的表现手法也是象征主义的 ，其肢体与身躯浑然一体，细部略加刻划即现出形象的本质特征。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汉代雕塑的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