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修正主义”中的修正是贬义，涵讽刺的意味。修正主义的贬义在于，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首先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E.伯恩斯坦。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进行修正，故名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类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势力，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修正“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isio，意思是“修改、重新审查”。
修正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其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1]
中文名
修正主义
外文名
revisionism
别名
伯恩施坦主义
拼音
Xiūzhèng Zhǔyì
“修正主义”是什么？
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还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就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以上全部摘选自《毛主席语录》
“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
修正的原意是改正、修改使正确。中文中修正主义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反对修正主义的人认为：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修正主义”中的修正是贬义，涵讽刺的意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90年代首先出现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E.伯恩斯坦。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进行修正，故名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
什么叫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Revisionism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90年代首先出现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E.伯恩斯坦。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进行修正，故名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
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普遍真理，是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1896年10月～1898年6月，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马克思主义含有空想成分，已经过时。1899年又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全面论述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哲学上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对抗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提出“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认为最终的目的算不得什么。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它的社会基础是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工人贵族阶层和因破产而流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它一出现即成为国际现象。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它进行了批判。修正主义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机会主义领袖所接受，并得到第二国际各国党多数领袖的支持，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什么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国际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其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使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公然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故名。亦称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之后，主要代表是考茨基。修正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宣扬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诱骗工人群众为谋取暂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为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而奋斗的任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曾在欧洲各国泛滥一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如何评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
近年来国内有人提出应给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平反，说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并且歌颂伯恩施坦“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气壮山河，光照千秋”。我认为，这些话很失分寸，讲得太过分。下面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围绕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休。 熟悉伯恩施坦、长期和他打交道的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20世纪初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时候说过，伯恩施坦是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政治立场反复无常、不断变化：年轻时读了杜林的书，迷恋杜林主义；后来到苏黎世，担任年轻富豪卡尔·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追随伦理社会主义；直到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开始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在倍倍尔的陪同下到伦敦，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检讨了宣传伦理社会主义的错误，此后伯恩施坦与两位革命导师保持了密切联系，特别是1881年伯恩施坦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以后，与恩格斯保持了长达10年的频繁通信交往，90年代伯恩施坦移居伦敦，更是当面聆听教导。在这期间，伯恩施坦很好地宣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反对俾斯麦非常法的斗争策略，与考茨基一起，成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恩格斯的称赞，这是伯恩施坦一生中走正道的时期。 恩格斯去世前后，伯恩施坦开始陷入英国费边社的影响之下，他在1899年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任务》一书，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开山之作，基本上遵循的是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理念。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费边社对伯恩施坦的影响，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伯恩施坦会全盘接受费边主义、转向修正主义。对于伯恩施坦的这个变化，倍倍尔毫不意外，他认为这是伯恩施坦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党代表大会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倍倍尔不同意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建议想办法让他回国工作，预料他再换个环境就会改变想法。德国严酷的政治环境是治疗社会改良主义幻想的药方。 果然，1901年伯恩施坦受到德国政府特赦回国，很快就和党内改良主义右派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与右派断绝了往来，尽管理论上还坚持修正主义，但是在实践政策上倾向于考茨基的中派主义。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政治罢工的辩论中，他曾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政治罢工；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他曾投票反对政府战争军事拨款，以和平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伯恩施坦一度离开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退出，回到原来右派把持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在这期间，他坚持主张保卫民主制，反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支持的军国主义势力，反对国内极右派、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反对列宁主义，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政治上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妥协，劳资合作，和平发展，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经济上还保留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变革目标。他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施坦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他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具体阐述了这些主张。当时伯恩施坦还没有放弃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彻底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接受混合经济、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社会改良主义方案的顺利实施是要以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和平发展为前提条件的。1905年以后，特别是1914年以后，欧洲结束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进入了一个战争与危机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在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中，社会改良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和平改良的梦想完全破碎，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懦弱无能和胆怯。修正主义失去了魅力，伯恩施坦失去了理论威信，晚年在党内十分孤立，政治上被排挤和冷落。1932年12月18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的6个星期以前，伯恩施坦在柏林去世，享年82岁。 今天，我们在评价伯恩施坦的时候，要区分出两个活动层面，或者说，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有两个活动舞台。一个是德国国内政治斗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右派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分子。伯恩施坦和他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此时已经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但是，在反对右派势力的斗争中，还是站在广义的左派方面，具体说来就是政治上中间偏左的立场。另一个舞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列宁、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国际是左派，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都属于右派，伯恩施坦是理所当然的右派，个别时期有一点中派的色彩。这两个舞台、两个层面，也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内部派别斗争和外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总之，在评价伯恩施坦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属于国内取中间偏左立场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总体上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方面，他属于党内右派，政治上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全盘接受，这决定了他采取的反对资本主义立场是不坚决、不彻底的，尤其是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一味迷信议会民主，畏缩退让，毫不作为，一些党内极端右派分子，如诺斯克有时甚至反对和镇压工人和士兵的革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把工人运动内部路线斗争同外部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把党内右派说成是比法西斯还坏的敌人，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改良主义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批判的社会改良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吹捧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并以此给伯恩施坦平反，是断然不行的。即使是目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历来认为伯恩施坦最大的功劳在于帮助他们告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 二、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价 对于修正主义的评价，也是一个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899年曾明确地说：“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他还说：“修正主义力求为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论证并且粗略地指明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伯恩施坦：《历史和传说》，同上，第477页）这也就是说，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同义语。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不同的是，修正主义出现在工人运动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旗号，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伯恩施坦承认修正主义“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他对于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曾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学术用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在1898年10月20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伯恩施坦说：“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伯恩施坦：《给奥·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6页）在1899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常粗暴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他公开承认：“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而此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那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在这部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奥古斯特·倍倍尔读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报告中说：“我开诚布公地声明，一旦伯恩施坦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原则在党内得到实行，我将宣布：你白白地工作了36年，现在你走开吧，去沉思默想吧。”（同上，第224页）考茨基在1903年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要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写出了《前提》，将军对他可不像我们对他那样客气，将军会赏他一脚，并且对他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无赖！’”（同上，第540页）考茨基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质问伯恩施坦：“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同上，第77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898年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同上，第51页）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读到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确切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同上，第5页）大家一致认识到：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纠正个别结论，而是整体上全盘否定。所以说，给伯恩施坦戴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有很多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但是，读一读恩格斯在1895年3月发表的《〈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就会明白，历史上，是恩格斯而不是伯恩施坦，最先发觉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伯恩施坦则是抓住这个自我批评不放，大做文章。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最新趋势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诸多缓解经济危机的新因素的分析，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读一读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4页恩格斯所写的长篇注释，就会知道，伯恩施坦的许多论点论据都是从恩格斯那里搬来的。在这段注释中，恩格斯谈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若干新现象、新趋势。他讲到交通工具惊人的发展，世界市场的第一次真正形成，无限广阔的投资领域的开辟，地方性过度投机的克服，卡特尔、托拉斯的出现，保护关税的实行等等。恩格斯说：“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但是，他同时又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恩格斯逝世后，这些手稿都落在伯恩施坦手里，他片面地搬用了恩格斯关于危机缓解因素的论述，与此同时，又用这些因素否定恩格斯关于总体趋势的判断，即关于“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预见。 前面说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成功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地和平发展与繁荣。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建筑在对于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危机灾变论”的批判基础之上。伯恩施坦把自己的理论集中为这样一句话：“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坚持我的意见。”（《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页）他认为，形势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阶级矛盾将越来越缓和，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社会灾变的革命形势。他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再也不会出现了。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断言：“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前导的那种冥想。”（同上，第152页）话说得这样绝对，以致一年之后就陷入困窘境地。伯恩施坦并不讳言，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00年春天开始出现一个营业危机”。7年以后，1907年再次出现危机。但伯恩施坦并不认错，千方百计进行辩解。直到1920年，伯恩施坦被迫表示自己不得不“一再考虑到应当改写关于营业危机的一章以及实际上在许多点上已经过时的论述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若干章节”。（同上，第120页）事实上，伯恩施坦已经认识到修正主义理论的失灵。但是，他拒不认错，继续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在他负责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删去了原有纲领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段论述。结果这个纲领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纲领通过一年之后，党执委会在党内压力下，被迫决定重新制定一个新纲领。伯恩施坦虽然继续挂名于起草委员会，但是，新纲领基本上是由鲁道夫·希法亭主笔起草的。1925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海德堡纲领》重新恢复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1927年伯恩施坦还在自我辩解，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他再也没有话说了。 那么伯恩施坦对于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预见又如何？伯恩施坦说：“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但是，事实上，魏玛共和国时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夺权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至少是在20世纪前期的德国，阶级斗争远远没有文明化到伯恩施坦所形容的那种地步。为了所谓“文明化”放弃革命暴力的社会民主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毫不作为，结果帮助了法西斯上台，然后被法西斯反革命暴力强制解散，他们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被屠杀，被送进监狱、集中营。这真是历史的极大讽刺。很多革命左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分迷信议会民主的错误称为“议会痴呆症”。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克罗茨巴赫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坚持议会民主做出这样的评价：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一政策是过分超前了。”（克罗茨巴赫：《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发展概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在当时，完全放弃暴力强制，不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法进行，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存。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前面说过，1905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持续30余年的和平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1919年德国革命，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此后魏玛共和国终结、法西斯上台，这些难道不是制度性的巨大灾变？从1914年到1944年这30年曾被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说成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社会党国际尽管奉行社会改良主义，但也不得不汲取历史教训，在《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中，用很大篇幅谈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灾变。这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党国际也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的形势预测。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伯恩施坦所作的未来形势预测，也就是所谓“无危机、无灾变”，以及“阶级斗争文明化”的断言，以及在斗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建议，被历史特别是1905年以后战争与危机时代的证明是基本错误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 既然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所以最后要谈谈对于社会改良主义的评价。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没有革命形势，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获得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从事社会改良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劳动条件、社会状况的社会改良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领域参加竞选，积极从事议会斗争，力求通过参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上支持工会组织罢工，进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劳资斗争；在文化领域，创办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善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工人职业教育。这三个领域的斗争都属于社会改良范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近百年来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积极肯定、高度评价的。 而社会改良主义则是把社会改良极端化，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具有革命形势的危机时期，也要放弃革命，把社会改良作为唯一手段，把它的功用片面夸大，指望用缓慢的和平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这种社会改良的局限性，它只能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作一些修补，不可能实现制度性的根本变革。因为社会改良是建立在资本让步基础之上，而这种让步是有底线的，是以不损害资本核心利益为基准的。社会改良成就再大，也跳不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至今依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社会改良成就最大的当属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它创立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举世赞扬。尽管如此，瑞典至今依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也就是瑞典的跨国公司，始终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如严重的贫富分化、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核武器与战争的威胁，等等，在把资本赢利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它只能缓解，无法根除。这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社会改良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是驯化资本主义，使这头野兽不要那么野蛮，就是所谓促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另一方面就是拯救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明的。在1931年6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弗里茨·塔诺提出要拯救资本主义，做资本主义的“床前医生”。（《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31年版，第45、46页。转引自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6、267页）他的讲话后来被简化为十分著名的所谓“在临床医师和遗产继承人之间的替代选择”，用以比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二者择一。伯恩施坦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些社会改良主义右派关键时刻反对革命，有时甚至参与镇压革命，这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资本主义如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劫难，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拯救因素考虑进去。在当前听取西方学者谈论未来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这里面是否具有拯救资本主义的因素？
苏联修正主义具体指什么
苏联修正主义：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著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编辑本段]定义
苏修,是指苏共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
当时,我国与苏联的争论,相互指责频频见于报端.以下就是于1975年2月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苏修是当代最大的一个国际剥削者
近几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目特别起劲地鼓吹所谓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贸易和“经济合作”。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神话，俨然以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救世主自居。
但是，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现实。大量的事实表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苏修更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取代美国，称霸世界。它不仅奴役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而且欺负和剥削一些第二世界国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最大的一个国际剥削者。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殖民者把殖民地变成原料产地，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投资进行残酷剥削”。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苏联国内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规律同样支配着苏修统治集团的行动。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正疯狂地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
苏修以“无私援助”和“互利的经济合作”为名，大搞资本输出，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倾销陈旧的机器设备，掠夺原料，攫取超额利润。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苏修向第三世界输出的资本总额达一百三十多亿美元，打进了大约一千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通过资本输出，苏修控制了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工业部门。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苏修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滞销产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向第三世界高价出售的工业制成品达一百六十多亿美元，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超额利润。通过资本输出，苏修从第三世界掠取了一百九十多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原糖近三十六亿美元，棉花二十六亿美元，天然橡胶二十四亿美元，咖啡、可可、茶叶十六亿美元，矿石及精选矿石七亿五千万美元。
苏修进行新殖民主义掠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仿效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大力兴办所谓“合股企业”和“联合公司”，进行直截了当的投资，直接榨取当地人民的血汗。目前，苏修同发展中国家合办的这类企业，已经遍及开采工业、加工工业、贸易、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在有的国家里，虽说是“合股企业”，但对方的股份是苏修的贷款，实际上是苏修出资本，别国出劳力而已。苏修通过这类企业，不仅搜刮了大量的利润，而且掠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推销苏制工业品。
苏修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另一个主要手段，是不等价交换。尽管苏修口里说什么“互利”贸易，实际上，干起剥削勾当来，并不逊于那些贪婪的资本家。它不仅利用已经存在不等价交换的国际市场价格，牟取暴利，而且通过“援助”、“合作”、逼债等手段，以垄断高价销售工业品和低价收购食品和农矿原料，无耻地剥削第三世界人民。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十七年中，苏修对第三世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额达一百十三亿美元，给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害。
苏修利欲熏心，但又底子虚弱，资本不足，因此挖空心思，大搞投机倒把，成为一个无耻的国际投机商。近几年来，苏修这种倒卖别国商品、赚取暴利的行径更是变本加厉。不久前，它借西方石油短缺之际，从阿拉伯国家低价购买石油，然后高价出售。为了攫取利润，它甚至可以不顾信义。苏修曾根据协议供给一个非洲国家一批水泥，但水泥运抵后，它竟擅自废弃协议，以高价售给私商。当地报纸怒斥苏修的行为是“不守信誉”的“海盗行径”。
此外，苏修还利用军火交易，敲诈勒索，牟取高利。仅以中东地区为例。到一九七四年为止，苏修对这一地区的武器销售额就达一百三十五亿多美元，每年从这些国家取得了神话般的利润。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
二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第二世界的欧洲地区是苏修同美国争夺的战略重点，是苏修力图进行控制和侵略的重要对象。
苏修控制的“经互会”，是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在这个所谓“大家庭”中，苏修利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强制推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大搞什么“协调”计划、“生产协作”，建立“跨国公司”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大型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经济综合体”，把一些东欧国家的经济命脉，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行露骨的殖民剥削。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向“经互会”国家输出了大量的资本。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初，苏修输往“经互会”国家的资本，仅经济“援助”一项就达一百多亿美元，它自吹总共参与了一千三百多个的大型企业和其它项目。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促进对殖民地的掠夺，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由于苏修垄断了参与“经互会”的一些国家重工业生产和重要工业原料的供应，因而排除了竞争者，保证了它的工业品市场。据统计，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向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销售的工业制成品价值达三百五十多亿美元（其中机器设备占一百五十多亿美元），掠取了近八十四亿美元的高额利润。在对外贸易中，苏修通过所谓“长期贸易协定”，操纵价格，控制进出口的贸易，大搞贵卖贱买，对这些国家进行严酷剥削。据估算，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由于苏修不等价交换，使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蒙受的损失竟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苏修的头号贸易伙伴东德受到的剥削最为严重，损失额达六十四亿美元。
苏修还通过“生产协作”和“生产专业化”，大量地掠夺东欧国家的农产品、工业原料和日用消费品。
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从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掠走了九十亿美元以上的初级产品。他们不仅几乎全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和保加利亚的铀矿开采，而且疯狂地掠夺这些国家的稀有金属和重要战略原料。捷克斯洛伐克铀矿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保加利亚重晶石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和铅矿的百分之四十九、波兰锌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均被苏修拿走。由于推行“生产专业化”，保加利亚被迫沦为苏修的果菜园。多年来，保加利亚新鲜蔬菜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罐头蔬菜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水果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烟草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供应苏修的。
不仅如此，各种形式的经济、科技“合作”也成了苏修进行掠夺和剥削的一种手段。苏修通过这种“合作”，驱使“经互会”中一些国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为它服务，迫使这些国家耗用巨额资金来发展苏联的经济和技术，并且从中窃取科技资料，捞取实惠。
对西欧，苏修也一直虎视眈眈，力图进行渗透和控制。它向西欧国家拍卖苏联的资源，乞求贷款和技术，利用拉拢、利诱来分化西欧和美国以及“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求各个击破。它打着“全欧经济合作”的招牌，扩大同西欧的贸易，以实现向西欧的扩张。近年来，苏修趁西欧国家对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渴求，高价转卖石油，勒索西欧国家。如西德、芬兰等都是苏修石油的老主顾。但近年来，苏修卖给它们的石油价格提高了好几倍，使这些国家每年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苏修也以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为诱饵，使缺少能源的西欧加深对苏修的依赖，以便伺机进行渗透。此外，苏修还利用同西欧一些公司合股创办“联合公司”和建立银行网等方式，扩大它在西欧的市场和地盘。
苏修到处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彻底撕掉了它宣扬的所谓“互利”贸易和“合作”的遮羞布，露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真相，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苏修这个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的凶恶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