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概念
广义的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包括今天的文学以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这是文学的文化含义。狭义的文学，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这是文学的审美含义。文学首先必须是一个语言文本，这个文本有它的存在形态，如语音，词语，结构等。它可以口头的形式代代传承下去，也可以文字作为载体传承，也可以印刷品，网络媒体形式存在。尽管载体各异，但都离不开具体的语言这一客观事实。文学作品，由一个又一个修辞构成，当然，文学的基础还是文字、词语和句法，但是这些结构主义喜欢的东西，本身并不能形成“作品”，对它们的支离也让我们对文学更加难以把握。确实得承认，修辞就是一种句法。但是纯粹的句子并非文学，只有被布满篇章、形成更强大的隐喻之后，文学才宣告出生。扩展资料文学与新闻作品是相互有交叉的，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新闻作品，又有很强的艺术性，文学性，所以文学与新闻作品是很难有明确界限的。其次文学与历史作品也是难以明确划开界限，比如丘吉尔的演讲词，既是实用的鼓动性文章，有很有文学特色。最后文学与哲学论著也不容易区分，比如英国的培根的《论人生》既有哲学道理也有文学意蕴，叔本华的散文集、哲学家萨特的哲学著作也很有文学意蕴，因此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粗略概述如下：文学的语言具有独特地表现力；文学总是要呈现审美形象的世界，这种审美形象具有想象、虚构和情感特性；文学传达完整的意义，本身构成一个整体；文学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什么是文学啊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扩展资料（一）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二）孔门四科之一，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炳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贵族子弟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三）指辞章修养，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四）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明清废。（五）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属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在先秦时，含文学与博学二义。现代专指以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一般分其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四类。（六）文学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和真实性等。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一般说，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种作用同时发生，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七）文学，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八）文学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存在着，但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不同之处。例如：外国的小说分类和中国的有所不同。（九）文艺复兴之后，世界对文学的定义逐步演变成：文学即一种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因为其载体为语言文字，所以区别于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
香港的历史
在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境地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先秦时期，岭南（包括香港）为百越之地，《吕氏春秋》中称“百越”，《史记》中称“南越”，《汉书》称“南粤” 。正史记载中，岭南尽皆“南蛮之地”，至秦军南下始融入文明；但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会”，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岭南地区在秦朝之前已经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所夺取的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把香港一带纳入其领土，属番禺县管辖。由此开始，香港便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明确成为那时的中原王朝领土（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此时起直至清朝，随着中原文明向南播迁，香港地区得以逐渐发展起来。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元朝时属江西行省，元朝时，在香港西南的屯门，在广州的外港的屯门又设巡检司，驻军，防止海盗入侵，拱卫广州地区。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为后来的香港地区。香港岛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一直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清朝于1662年派兵到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英国人早年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直至19世纪后期清朝战败后，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亚洲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扩展资料：位置境域：香港地理坐标为东经114°15′，北纬22°15′，位于中国南部、珠江口以东，西与中国澳门隔海相望，北与深圳市相邻，南临珠海市万山群岛，距广州市约200公里。区域范围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和周围的262个岛屿。陆地总面积为1106.3平方公里，其中港岛80.7平方公里，九龙46.9平方公里，新界978.7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1648.7平方公里。地形地貌：香港地形主要为丘陵，最高点为海拔958米的大帽山。香港的平地较少，约有两成土地属于低地，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分别为元朗平原和粉岭低地，都是由河流自然形成的冲积平原；其次是位于九龙半岛及香港岛北部，从原来狭窄的平地外扩张的填海土地。虽然香港一名取自香港岛，但香港最大的岛屿却是面积比香港岛大2倍多的大屿山。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香港
国共对立时期，中共最高级别的叛徒有谁
忠向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在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周恩来称“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地下情报人员，1931年被捕后叛变。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余洒度（1898-1934），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后来余洒度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开始贩毒；1934年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向忠发到底叛变没？
1930年6月22日，国民党悬赏10万元抓捕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上海特务机关当即电告南京总部，南京再电身在庐山的蒋介石。蒋立即批示就地枪决。
24日，向忠发已自首叛变，并开始带人搜捕在上海的中共其他领导人周恩来等。上海即再向南京发电，报知此情。蒋闻讯后，急电上海刀下留人，然而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在24日当天根据蒋介石的第一次指令，将向忠发秘密处决，令蒋介石后悔不迭，而中共则幸免大难。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早年为湖北汉阳兵工厂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即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杀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向忠发与杨秀贞是怎样认识的
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1880一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lO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
向忠发后代的去向
向忠发无后人，被国民党特务赶尽杀绝了。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扩展资料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 《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向忠发
向忠发的人物事迹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向忠发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向忠发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中共六大上，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甚至提出辞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1931年4月下旬，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取道武汉回上海，途中落入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手中，随即叛变，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报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转移。顾顺章急于向敌人邀功，想法设法要把中共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抓到。他对抓捕向忠发颇有信心，因为他了解向的习性和行踪路线。当时，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与杨秀贞在法租界善钟路附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以夫妻身份同居。杨是经顾顺章的撮合才与向在一起的。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舍不得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根据顾顺章密报的线索（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年轻时为了戒嫖，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国民党松沪警备司令杨虎在向忠发去告别杨秀贞必经的“探勒”汽车行设下埋伏，于6月22日上午9点将向抓捕。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当时特务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向忠发的身份。她摇头说不知道，特务们又动刑问她知道不知道。她还是说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知道了，而其过程却是如此的让人愤恼。竟然是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先叛变了，然后走到杨秀贞的那里对着中统特务们依然说道：交代了吧，他们都知道了。
向忠发是否有后人
向忠发无后人，被国民党特务赶尽杀绝了。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扩展资料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 《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向忠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