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到底怎么形成的
所谓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在战国）各个阶层的代表性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走向提出自己说法与政策的现象。其中主要代表学说为：儒家、法家、兵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
百家争鸣的现象是由于从夏商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型引发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阶级构成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各个阶级的代表性知识分子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对于国家制度、用人选拔、以及阶级文化与相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蓝图。这些学说与思想对于后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后世的发展指出了道路与方向。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百家包括儒、道、法、墨、兵、杂、名、纵横、阴阳、小说等。
儒家思想的形成，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荀子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他的伦理观是“性本恶”。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所谓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在战国）各个阶层的代表性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走向提出自己说法与政策的现象。其中主要代表学说为：儒家、法家、兵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现象是由于从夏商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度转型引发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阶级构成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各个阶级的代表性知识分子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对于国家制度、用人选拔、以及阶级文化与相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蓝图。这些学说与思想对于后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后世的发展指出了道路与方向。
如何导入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儒家的 百家争鸣之孔子
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现在山东曲阜）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他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著作：《春秋》 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五种教本,连同《春秋》被后人称为"六经"。其中《乐》后来亡佚了，现存《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亚圣”之称。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过学习礼仪,通过法治，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普通人变为圣人，荀子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性恶论”。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兵家
孙武画像(出自明万历《三才图绘》刻本)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一部军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就出自这本书。今天此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很多西方的军事学校都把它列为教材。战国时期，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写成了《孙膑兵法》。他们当时被称为兵家。
法家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韩非子(12张)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出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德约束）。主张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法术势）。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道家
道家 百家争鸣之老子
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未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 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 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又名《逍遥游》是与《道德经》齐名的道家经典。 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为学说为基础而发展的。《庄子》一书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对道家学说加以解说。其中的语言形式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道家思想讲究一切讲究自然，不可强求，与儒家思想相反。
墨家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 他主张“兼爱”，消除亲属，贵贱的分别，同等的去爱所有的人、 “非攻”，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尚同”，“明鬼”、“尚贤”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愿望。 “百家”中，以儒墨两派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爱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墨子创立严密的组织，墨者团体的领导者成为巨子，墨者行动必须遵守巨子的指挥。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征用，战国后期逐步不受重视。
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杂家
杂家（zájiā）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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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局势观点，其中法家最受重视，因为法家是最符合统治阶级的政策，以法治国，可以约束百姓，巩固皇权，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其他的思想则都是要体恤百姓，不要争斗战争，劳民伤财，而这些观点恰恰不是统治者所需要的政策，对那些帝王来说，那些以仁德和不打仗而治国的思想全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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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因素：
①根本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
②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建经济正在形成。
③政治上：分封制瓦解，新兴封建阶级正在形成。
④文化上：礼贤下士，学在民间兴起，学术逐渐下移。
⑤直接因素：不同阶级代表著书立说，形成“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争鸣”，是指当时代表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于是，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主要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
意义：
①“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②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影响：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百家争鸣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流派1、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司马谈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论六家要旨)，即：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2、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九流十家)，即：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3、 吕思勉认为“术数”、“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可算为十二家。4、 周非(中国业余历史作者)反对现代人继续沿用班固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分类，认为“这不过是班固这些人，在两千年前为诸子百家刻的一个记号而已”，必须重新审视当时各种思想学说、文学作品，以及各种新出现的科学知识及技术，然后重新归纳、分类。其在《诸子百家大解读》一书，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学说、文学作品，以及各种新出现的科学知识及技术，归纳为八大类；并且举出九本值得现代人重视的经典，称之为“四经五书”。其次，周非主张要以“大视野”、“大背景”及“大系统”审视先秦诸子百家，如此才能全面、科学、系统地解读诸子百家，进而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影响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各家之间互相辩驳，又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百家争鸣
儒学的历史意义？
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上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一）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
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二)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为政以德
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
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
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
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
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