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活字的发明时期
中国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历了唐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发展为活字印刷。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所进行的改善技术和优化处理，统称为发明。从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运用同样的印刷原理，进行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革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明，应称之为改良，但广义讲，也可称之为发明。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早期印本，经笔者考证认为：木活字、泥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发明于北宋，锡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亦发明于北宋。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以木、泥、锡、铜、所造的活字，一直被前后交替地使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书籍的需要量大，因此，金属活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①元代科学家王祯（1260-1330）在《造活字印书法》（1298）中谈到：“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中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记载。元初人所说的近世当然是宋代，说明用锡活字印书是在宋代。由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是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重大改革。②清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藏书纪要》（18lO）中载：“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明明确确说明宋代有铜活字本。 明《梦林玄解》（北图藏崇祯本）转载宋孙爽的文章，文内有“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孙爽叙于园梦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镌金应是镌铜，以为印《圆梦秘策》至八卷，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以铜为金”的称谓历代沿习成俗。笔者以为镌金应是镌铜的分析是正确的，理由一，景佑三年即1036年的金矿产量为1万5千两，折1千5百斤，而当年的铜产量为510万零8百斤，这样悬殊的金、铜比例，决定了北宋不可能将稀有的贵重金块用于镌刻书籍；理由二，金性柔软，不适于制作活字。而且北宋的冶炼技术达到历史高峰，用铜活字印数量庞大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园梦秘策》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198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340多年，甚至比同时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还要早5年。宋代铜版钞票和铜、锡书版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分析是能够成立的。在镌印《圆梦秘策》的前二年，即1034年，政府曾下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辞源铜版条引）的命令。更可上溯到唐代的铜书版，宝鸡市博物馆藏有813年唐代千佛像铜铸印版。五代的铜版印本更印证了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真实性。明景泰年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936-943）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天福铜版在宋人岳珂（1183-1234）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过，证明确有此事。不少史学家认为九经有40多万字，将如此浩大的工程镌刻在铜版上是不可能的，天福铜版有可能是铜活字。退一步姑且说此铜活字本为孤本，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镌铸活字体，但五代出现铜版印本，却是对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有力推动。 元人黄溍（1277-1357）所作《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给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铭》说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准备“镂铜为版”出版前朝仁宗赏赐给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经卷，后又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实现。但说明刊印佛经的铜活字技术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57年。以上所述的事实证明了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与非金属活字的发明处于同一时代。
活字的介绍
活字，指通常用金属、木质或塑料制作的长方块，上面有凸起的字母，着墨后印出字来，用于排版印刷的反文单字。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泥活字，是活字的开端。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较大，仅次于雕版（见彩图）。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J.谷登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
韩国人为什么要·声称‘’韩国是活字印刷术起源国‘’
“从《直指》到U书”——韩国高举两把文化利剑，外加1500万欧元的巨额入场费，以“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新颖形象呈现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前台。然而，为何诸多国际知名书商依然望“韩流”而却步呢？
走进国际书展的主宾国会馆，仿佛进入了一片后现代风格的远古艺术丛林。尽管大厅中央的石墓林慑人心魄，极具惊悚效应，设计者的独到匠心还是令人暗自称奇。18根仿石器时代的石墓碑柱烘托出历史氛围，白墙上闪现出一排白光灵动的警句：“超越时代——浑然不觉。”
在石墓林中走读“1377年，世界上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韩国方面的答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简称《直指》）诞生了，这比德国人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还要早78年。
自认为一直站在日本、中国文化阴影里的韩国，此次便是高举着“活字印刷术起源国”的尚方宝剑，一路劈开路障，顺利登上全球最大书展主宾国的舞台，在数万观众的集体记忆里刻上烙印。
然而，“金属活字印刷”一直是中韩两国之间共同争夺的古代科学专利。北宋时期，平民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在韩国学者看来，毕升只有奇思妙想，所造活字并不适用，很快便被束之高阁。中方专家引用《梦溪笔谈》、《造活字印书法》等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反唇相讥，要求韩国学界匡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近年来，韩国政府对《直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进行了超大规模的宣传，并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确立了《直指》的世界元老地位，并将之编入小学课本以传后世。
于是，韩国，确切地说——南韩，昨天还委屈地隐身于中、日两位芳邻的光环之下，今天就俨然成了人类书籍印刷的指路人。另据史书记载，公元1443年，精通儒学的韩世宗李祹命令集贤殿学士创立了由11个元音和14个辅音组成的表音字母。这种文字三年后颁布时被称为“训民正音”，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高丽王朝历史、典章、文艺、科技书籍都使用汉字记载。据展会负责人介绍，正是因为韩语字母“一天之内即可学会”，韩国的文盲率几乎为零。
为什么说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祖先发明的
一手证据是《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下称《直指》）。韩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称：2001年6月，《直指》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直指》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另外一手是他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问题”，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韩国学者提出，毕升仅仅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近年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活字印刷术是谁发明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的毕升发明的，其发明的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人，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约400年。元代王祯成功创制木活字，又发明了转轮排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扩展资料：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像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融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之争近年来，关于谁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中韩两国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6世纪以后，造纸术东传至日本、朝鲜，西传到欧洲，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与发展；13世纪印刷术东传至日本、朝鲜，西传到中亚、波斯和欧洲，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3世纪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推动了地理大发现；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之后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推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2）材料二：实物遗存；材料三：科学试验；材料四：文献记载。（3）“略”。
多年来,关于印刷术发明权引起了争论
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
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认定，在韩国清州发现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印刷于公元1377年）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最近几年，关于韩国试图夺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发明权的争议，十分热闹。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韩国学界和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确实也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愤怒，争论中（尤其是网上的争论）难免有意气用事甚至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
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如心平气和地考察？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
先看雕版印刷术。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很长时间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这卷《金刚经》当然只是中国人至迟在公元868年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的证据，按照常识推论，中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
风波起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0～704年）创制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这样推测：不早于公元704年（这年该经才译成汉语），不晚于公元751年（这年藏有该经卷的舍利塔完工）。韩国学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们宣称：既然《陀罗尼经咒》印刷于公元704～751年间，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造的。富路德（L. C. Goodrich）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断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由中国传播到国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该分册由钱存训著，1985年）也郑重采纳了这一结论。
回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中，人们无暇顾及遥远的朝鲜半岛东南部一个佛寺舍利塔中发现的小小经卷，更没有注意到韩国人借此开始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的努力。等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才发现韩国人持续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话，居然已经在西方和日本广泛流传了！
再看活字印刷术。争议的情况更为复杂。
北宋沈括的著名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结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粘合材料（可反复使用）。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尽管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怪、力、乱、神”事物（这一点以往几乎所有论及《梦溪笔谈》的著作都避而不谈），但从他对毕升活字印刷术记载的大量细节来看，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的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其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活字印刷”即使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也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继毕升的泥活字之后，很自然地会出现木活字、金属（主要是铜，也有过其它金属）活字的尝试。
从《梦溪笔谈》对毕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种缺点而放弃了。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祯于公元1297～1298年间创制了第一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他担任过六年旌德县的县尹）。木活字最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公元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升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华燧（公元1439～1513年）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钱存训的看法，他是那些发了财之后想要用刻书来博取声誉的富人中的一员，“他狂热地沉湎于书本”，但20年间，他家族办的出版公司“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制的书，也只是“至少有15种，共约1000卷以上”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倒是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6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未完待续）
与在中国的境遇相比，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却是大受亲睐。
按照韩国文献记载，公元1234年晋阳公崔怡（1195～1247）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
朝鲜大规模铸造活字始于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铸“庚子字”；十六年（公元1434年）铸“甲寅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铸“丙辰字”。此外又创制了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等书。朝鲜此后很长时间都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一些学者考证，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另一说认为多达40余次），其中33次为政府所铸。这些金属活字绝大部分因兵燹灾害等原因而毁弃，或熔铸为新活字。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来看，在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中，朝鲜确实有可能比中国更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在当时也有事实根据。
但是，即便如此，韩国也不可能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夺走。因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印刷，毕竟晚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300余年。就算朝鲜首先使用了金属活字，那也只是在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所做的技术性改进或发展，这和“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对于这一点，李朝的朝鲜学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他们都承认中国人在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例如，公元1485年朝鲜活字版《白氏文集》前有金宗直序，其中说：“活字法由沈括首创，至杨惟中始臻完善。”虽然将发明者毕升误为沈括（显然是因为记述此事的沈括名头远大于布衣毕升之故），但明确确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又如，朝鲜学者徐有榘（1764～1845）在《怡云志》卷七《活版缘起》中说：“沈括《梦溪笔谈》记胶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权与也……或用铜造，我东尤尚之。”也明确确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而朝鲜后来特别喜欢铜活字。
奇怪的是，这些朝鲜学术前辈明明都承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他们的后辈——当代的韩国学者——却视而不见，继续倾力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导，近年络绎不绝。只不过这种竞赛如果持续下去，搞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隔几年就重新“认定”一次，也未免迹近儿戏了。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那就是：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将近一千年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
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的是解释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
先从客观效果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国未能成功地商业化。
毕升并没有因为发明活字印刷术而发财，至少沈括没有这样记载。可以推测的是，毕升此举多半和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类似——花费了不少钱，但没有获得商业成功。
明代江苏无锡的华燧，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效果如何呢？华燧致力于用铜活字印书，结果是家道“少落”——家族资产缩水，尽管华燧“漠如也”，漠然置之。毫无疑问，铜活字印刷业务没有给他带来商业利润。而与此同时，继续使用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其成本远较今人想象的低廉——的书商们，赚钱发财的大有人在。
其它著名的活字印刷“工程”，几乎都没有商业背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都是皇家行动，根本不必考虑经济效益。王祯任县尹时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也就是“县委书记”关心“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而已，就和今天的地方志出版一样，是政府行为，也不必考虑经济效益。朝鲜李朝大规模使用铜活字印书，几乎都是皇家的政府行为，同样不必考虑经济效益。
那么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古代难以商业化呢？
相比之下，古登堡1439年发明活字印刷术，很快就进入实用商业化阶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与拼音化的西文之间的差异。一套西文活字，包括大小写和数字及常用符号，不会超过一百个，但是古代常用的汉字需要数万个。如果考虑到常用字的复本，制造一套实用的汉字活字，通常需要20万枚左右，甚至更多。例如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那套木活字是253500枚。由于活字印刷系统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必然使得一般商人望而却步，所以往往只能由皇家出面来实施。
更大的困难来自排版。在西文活字印刷中，面对不到100个符号，一个排版工人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胜任。但是面对数万个不同汉字（它们通常被按照韵部来排列），一个排版工人就必须有一定文化才行了——至少他必须认识这几万个汉字。只要回忆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文打字机，情况就很清楚了：那时常用汉字已经因为白话文和简体字而减少到只有数千字了，但打字员（通常由女性担任）仍然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字盘。和使用西文打字机的西文打字员相比，中文打字员为了能够在字盘中迅速找到需要的汉字，需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的训练时间和专业素质。
事实上，汉字最终摆脱了（和西文相比）在活字印刷上的根本劣势，还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是电脑写作和电脑排版根本改变了这一局面。展望未来，汉字的辉煌时代还在后面。至于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最终必将成为见证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小插曲——他们所引为证据的文献，不都是汉文汉字的吗？
韩国“活字印刷术申遗”成功了吗？
活字印刷术是一种古代印刷方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中国的木版活字印刷术在2010年11月，已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候选名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的是那些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为将文化遗产列入名录，相关国家需要承诺执行专门的保护计划，并有可能从教科文组织管理的一个基金获得财政方面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