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讲了些什么？
《太史公自序》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唯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意思大致是说，刘邦和项羽一样，都是在灭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有好的方针、策略，因为他能够改变秦朝的法制，顺从民心，因为他能够实行宽仁的政策，不同于项羽，所以他胜利了，成了汉代开国的君王。这话是不错的，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记述了刘邦由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如顺应时代，从合人心，分化敌人，团结内部，知人善任，而又驾驭有方，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等，都一一做了生动的描绘，说明了刘邦的胜利绝非偶然。从这些办大事的主要方面看，刘邦的确是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的政治家。具体地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智略超人，规模宏远。秦朝是由于严刑酷法、残暴无道而导致四海分崩、群雄起义的。刘邦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很快地就在起义军中获得了一个“长者”的称号。
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
是全部吗？
（全部翻译）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 太史公自序
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6．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垂空文以断礼义 垂：流传。 B.于是论次其文论次：论述文章的次序。 C.泽流罔极 罔极：无边，无极。 D堕先人所言 堕：同“隳”，毁坏。 7.选出句式不同的一项(3分) A.且士贤能而不用。 B.是余之罪也夫！ C.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D.身毁不用矣。 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9.请概括本节选语段的内容。(4分) 参考答案 6、B论次：整理、编排 7、 B（B句是判断句；其余各句是被动句。） 8.①《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4分，“诗书”“ 隐约”“遂”、判断句各一分） ②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4分，一句一分） 9.第一二段借壶遂的发问，解释自己续《春秋》意在颂圣，绝无讽刺当今的恶意；（2分）第三段记述自己遭祸后的思想变化。（2分） 参考译文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
全文：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白话译文：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 ，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扩展资料：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的译文
1、解释词语
（1）祸：刑罚，灾祸。
（2）演：推演，扩写
（3）述：追述。
2、翻译句子
（1）《诗》、《书》中那些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之处，（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
（2）《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
3、历史人物有西伯侯姬昌，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因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矢志进取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
4、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以及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太史公自序重点句子翻译
1．其在卫者,相中山 2．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
3．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4．则学者至今则之
5．忠臣死义之士 6．上明三王之道
7．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8．拨乱世反之正
9．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10．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11.使复典之 12.绍重黎之后 13.世序天地
14.司马氏去周适晋 15. 维我汉继帝末流
16.惠王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17.以其地为河内郡
18.耕牧于河山之阳19.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南略邛笮,还报命
20.迁适使反、司马氏去周适晋 21.不韦迁蜀
22. 汝其念哉 23. 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24.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5. 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26.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27. 俟后世圣人君子 28.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29.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太史公自序中出现的成语
1、博而寡要：学识丰富，但不得要领。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2、风起云涌：大风刮起，乌云涌现。比喻新事物相继兴起，声势很盛。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诸侯作难，风起云蒸。”
3、控名责实：控：引；责：求。使名声与实际相符。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4、匡乱反正：消除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
5、徒托空言：白把希望寄托于空话。指只讲空话，而不实行。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6、不可胜道：无法尽说。极言其多。
出处：《史记·太史公自序》：“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7、唯唯否否：唯唯：同意的应声；否否：别人说否，自己也跟着说否。形容虚与委蛇，不可置否。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8、深切著明：深刻而显明。
出处：《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9、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顺从；昌：昌盛；逆：违背；亡：灭亡。顺从他的就可以存在和发展，违抗他的就叫你灭亡。形容剥削阶级的独裁统治。
出处：《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太史公自序》的主要内容是
《太史公自序》的主要内容是：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扩展资料《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总结性文章，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总结《史记》这本书，一是总结自己这个人。司马迁在其中追溯了民族的历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变迁、文化的辨析，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这是一篇大文章，分判了当时所有的学问，是一篇思想性的文献，深邃复杂。这篇文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文章从开篇至“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系全书总论，举凡《史记》一书的述缘起、创作目的、全书章旨等核心内容，尽皆涵盖于此。从“维昔黄帝，法天则地”至“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则是《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各篇小序。《太史公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最后一段是什么?
1、最后一段：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翻译：
于是我评论编次了这些文章。经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祸患，被拘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遭到摧残，再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又转而深思：《诗》、《书》辞意隐曲，文字简约，是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考的。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于是演绎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于是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述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才写了《国语》；孙膑被剔去膝盖骨，就研究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世上流传他的《吕氏春秋》；韩非被关在秦国的牢里，著述《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感情愤发而写作的。这说明，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郁积，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记往事，思念未来。于是我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猎获白麟的时候为止，叙述了陶唐以来的史事。
2、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各篇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如果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解答。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同《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代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一百三十篇，合起来说，是总的一篇。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间载有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经极盛，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可以说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