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主要讲了什么？
《叛乱》是苏联作家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写于1925年。
1920年3月，整个塔什干城死气沉沉的街道笼罩在一片令人心懒意散的宁静之中。一座高大的砖瓦房里，墙上挂着地图，一张小桌边安置着日夜工作的电报机。这里，无论清晨或黑夜，生活一直在沸腾，人们不眠不息。在那遥远的谢米列契耶战线上，白军投降了，但仍有一些残部跟随反动哥萨克头目安宁科夫和谢尔巴科夫向中国逃窜……必须切断他们的去路，歼灭他们，结束苦难的战争岁月。
聚集在这个砖瓦房里的是塔什干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革命者，这一天他们决定分成2部分：一半留在这里，另一半就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到偏僻的谢米列契耶省省会维尔纳依去。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富尔曼诺夫被委任为红军土尔克斯坦方面军革命委员会特派员，率领一批忠诚的革命者，告别战友，朝谢米列契耶出发了。
从塔什干到维尔纳依大约800俄里，只有200俄里通火车，其余的全靠逐站更换的驿递的马车。茂密的森林，茫茫的草原，山巅还有积雪，道路多泥泞。他们每到一处就找人开会，了解情况。远道来的陌生人呵，等待你们的不仅是紧张的劳动，而且还有阴谋、嫉妒和倾轧！但这些人热爱这陌生的地方，决心为它贡献自己全部的智慧、经验和青春的热力。
终于到了维尔纳依。迎接他们的是曾经在萨玛拉同富尔曼诺夫一道工作过的尤松诺夫，他是这里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这穷乡僻壤的陌生地方碰到一个多年的熟人，真是高兴！
富尔曼诺夫沿途已经感到这一带同彼得堡、莫斯科甚至塔什干大不相同。尽管比较富裕，但叩门求点牛奶竟遭拒绝；明明有好的路可走，赶车的偏偏要拉着你走泥泞小道，问他为什么，他说“泥泞的路比较松软！”这里的情况确实复杂：居民属于各种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纠纷不断，吉尔吉斯牧民比较淳朴可靠，但受富户控制，力量也较薄弱；种地的多是哥萨克，自视优越，瞧不起吉尔吉斯人，他们受富农挑唆，常有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残杀革命者。加之革命干部少，工作不得力，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本地的革命委员会也较复杂，差不多形同虚设。
富尔曼诺夫一行同这里一些忠诚的革命者一起研究情况，分头开展工作。然后召开大会，富尔曼诺夫亲自做报告，讲形势，讲政策，要求贯彻粮食征集制，改编原来的哥萨克部队。但富农势力还很大，甚至把持了一些部门，控制着军队。哥萨克富农暗地密谋，公开抗拒，四处造谣，利用居民中的偏见和自私落后思想，激化民族矛盾，策划暴乱。已经变质或被敌人收买的党员、干部也纷纷倒戈，占据要塞，自立“谢米列契耶省临时革命战斗委员会”，原民警局局长切乌索夫自任“主席”，控制数千人马。他们提出反对粮食征集制，要求取消红军特工科和肃反委员会，还要求允许“独立”。反革命叛乱就这样开始了，它象张开的血盆大口，想要吞噬革命的一切成果。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万分危急。
以富尔曼诺夫为首的20名共产党员，临危不惧。他们一面不断同在塔什干的中央领导人伏龙芝、古比雪夫联系，要求派大部队支援；一面派人打进要塞，利用敌人既反对革命又要以“革命”作招牌想得到中央承认这一矛盾，巧妙地同敌人谈判，尽可能做些让步以争取时间，此外，还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这样，经过七天七夜极度紧张的战斗，中央增援的红军大部队终于赶到，迅速地平息了叛乱，改组了原来的党组织。经军事法庭审判，12名为首作乱的元凶被枪决。谢米列契耶的富农们这才安静下来。富尔曼诺夫等革命者的工作得到中央的称赞。
《史记》主要讲了什么？
《史记》，是最早的纪传体通史，是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始作于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天汉2年（前99年）因作者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遭到宫刑而搁浅。作者出狱后，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并加进了自己更为光辉的思想，历10年艰辛，终在武帝太始4年（前93年）前后完成。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极其宝贵的贡献。作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4年（前101年）共3000年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其中对战国和秦汉记载尤详。特别是对西汉不到100年的历史竟用了几乎全书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撰述。
它是先秦两汉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通过人物描写来较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伟大历史巨著。全书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526500字。
“本纪”除《秦本纪》外，按帝王世系与年代记载历代帝王的治政情况与政治大事；“表”用简单的表格排比谱列各个历史时期帝王和诸侯国间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记载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近似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世家”主要叙述诸侯王国的世系与兴衰存亡的历史，也包括汉代宗室和有功之臣以及历史上有某些特殊地位的人，如孔子、陈涉等；“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事迹，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上述5类中，“列传”、“本纪”和“世家”均为传记文学作品。
作者继承过去历史著作的传统，从几千年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整理、考核和排比，尔后分别归类于100多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之中，又以8书总述其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从时间上加以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从而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文学样式。因其主要内容是本纪和列传，故称之为纪传体通史。
《史记》问世2000多年来，它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给予了后世以无穷的启示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它是历代“通史”和“正史”的典范，特别是它的体裁形式，一直被《汉书》以后的一切“正史”所沿用。
在文学方面，传记文学的形式、体裁及文笔对后世散文乃至小说等文学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的古文家把它作为古文写作的楷模，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吸取大量素材。作家“发愤著书”的精神更成为了我们优良的民族传统直接继承和发扬。它先后被译成了英、法、俄、日等国文字而流行世界。
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被后世誉称为“史圣”、“中国历史学之父”。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福田定一，因仰慕司马迁竟自名为司马辽太郎，意思是比司马迁远为逊色。
绞刑架下的报告怎么样
蒋承俊先生走了，在她喜欢的开满鲜花的五月。 我最早是在百度网的伏契克吧得到消息的。伏契克吧聚拢了海内外众多的伏契克的景仰者，《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文版译者蒋承俊先生，自然也是伏契克吧的朋友，去年夏末，她向大家致意，引得吧内一片欢腾。其实，那时候，这位捷克文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严重腹水，承受着卵巢癌晚期的痛苦折磨。 但是，即使病痛如斯，被同事们称作是“快乐部长”的蒋承俊先生那时也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所有的人听到的还是她那朗朗的笑声。我想，蒋承俊先生这一生都是受着伏契克的影响的。在狱中用铅笔头于碎纸片上写下《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伏契克，始终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他在这本书中说：“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蒋承俊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在病榻上完成了四十万字的《捷克文学史》，紧接着，又开始与人合作翻译捷克作家雅·哈谢克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随着病情一天天地加重，她也一天天地抢时间工作，一个严重腹水的人，就那样趴在床上，垫个垫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乐观的态度，坚定的意志，使蒋承俊先生最终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工作，她一共翻译了四十多万字，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她真的是一直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在病床上笑着对同事说：“既然承诺了人家，就一定要如期完成。”《好兵帅克》付梓之际，她进入了弥留时刻。 蒋承俊先生的离世，让每一个伏契克吧的朋友都深感痛惜，但是，我们不想彼此传达哀戚，因为蒋承俊先生临走前留下的遗言是：“不要让后来者悲伤。”于是，那些天里，我们一遍遍地吟诵蒋承俊先生翻译的捷克诗人马哈的《五月》，以此为她送别：“你是否见到那个旅客，在广阔的草原上，赶在晚霞消失之前向目的地疾驰? 你的目光已经永远见不到这个旅客了，他越过丛山峻岭，直奔天涯海角……” 蒋承俊先生在给伏契克吧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毕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波希米亚学学者应该做的事。”我不知道波希米亚学的精髓，但我从蒋承俊先生那儿感受到一个波希米亚学学者的品格，那就是乐观向上，无惧艰难，不从流不媚俗，自由奔放，善良、正直而坚毅。蒋承俊先生就是以这样的品格，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开创了中国的东欧文学翻译与研究，并将为信念和理想而战的英雄伏契克介绍给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有了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一个高尚的灵魂。只是与蒋承俊先生的同事们一样，我为东欧文学研究的式微而担忧，蒋承俊先生走后，中国的波希米亚学会否就此终结？ 那天深夜，我再次登陆伏契克吧，一则新帖让我激动不已，那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年轻女博士发的，她研究的领域是物理电子学，但却酷爱捷克文学，崇敬伏契克，她说她已经决定了，要继承蒋承俊先生的事业。我想，这是多么好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毫无悲伤地向蒋承俊先生，这位七十三岁的杰出的波希米亚学女学者告别。我推开窗子，仰望星空，忽然想到，此刻，远去的蒋承俊先生是否正掠过布拉格东北、伏尔塔瓦河南岸的伏契克公园里那开满了白色和紫色丁香花的高高的山岗。 2007年6月
《绞刑架下的报告》主要讲了什么？
《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不朽著作，是伏契克于1945年在盖世太保监狱里屡遭刑讯、备受折磨、随时都有上绞刑架的处境中，得到两个看守的主动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的。这是用鲜血凝成的一部最壮丽的诗篇。
尤利乌斯·伏契克是捷克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它描写了1942年初夏的夜晚，伏契克乔装成跛足的老教员，快步去叶林涅克家与他的“助手”——后成为叛徒的克列仓碰头。汇报近况和布置任务后，两人正准备离开，忽听得急促的敲门声，盖世太保来了。伏契克躲在门后，本来他能够毫无阻碍地开枪自卫，使自己脱险。但想到枪声会引起敌人还击，结果会使4位同志白白牺牲，他不能这样做，只能从隐蔽处走出。他被捕了，在监狱里，他受尽了苦刑，奄奄一息，但他活过来了。
他在267号牢房关了411天。在“老爹”——一位老教师的耐心护理下，他恢复了健康，领导狱中斗争。1943年伏契克被送往柏林受审，后惨遭法西斯杀害。
《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的根本区别。伏契克冒着生命危险，以火一般的热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肝胆照人的英雄。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朴实无华，个个都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坚强性格。他们的英雄主义是无私的，谦逊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大写字母的“人”的称号。
出没在枪林弹雨的人，后来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丧失了勇气，于是用出卖组织、同志以及自己的恋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最后连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伏契克还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变得比魔鬼更可恨。
《绞刑架下的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此书自1945年在捷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89种文字，出版300多次，印数达数百万册，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流传。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特别对那些不曾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青年一代，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所有读过或将要读到《报告》的正直人们，都会永远记住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在书的末尾发出的谆谆嘱咐：“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地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