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皇帝坚持张居正夺情，是否本人就是万历的阴谋？
夺情事件应该不是万历的阴谋，因为这里也有李太后的作用。当时张居正确实把明朝的政治经济都提升上去了，而且万历还是很尊敬张居正的，使万历发生转变的是张居正并不是两袖清风，也贪污了不少，而且生活比较奢华，最要命的是张居正和冯保有勾结，一个皇帝最不能容忍的是内侍和外臣有联系，这样会使人产生被人监视的感觉，皇帝毫无秘密可言。万历倍受打击，感觉所有人都是不可信任的，逐渐心灰意冷，他也懒的看这些臣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万历朝是明朝的转折点，逐渐腐朽糜烂，按史书说万历是很聪明的，办事能力也很强，如果能好好治国可以算是一个好皇帝。可惜查封张居正后，性情大变，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政治一塌糊涂。张居正的功绩是改革了明朝官僚和经济制度，使得万历前期政治清明，国库充沛，一扫嘉靖时期的朝廷弊端。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改革，中日朝鲜战争不知能不能打胜，农民起义会不会提前到来，明朝也有可能提前亡国。冯保按理说并不坏，虽然有贪污，有打击异己，但在大事上还是头脑清楚，也很尊敬张居正，和张居正能很好配合，要不然改革根本实行不了，也根本没有张居正的成功。所以说冯保在万历新政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从这一点对国家来说就是好太监。
夺情在明朝是常有的事情，为何张居正夺情会受到大臣的极力阻挠？
夺情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就是横刀夺爱，可是在明朝夺情居然是常有的事情，难道说明朝的人都喜欢横刀夺爱吗？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夺情其实在明朝，在我们中国古代是一种礼俗。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礼俗，能用得上夺情二字，我们不妨一探究竟。夺情是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称“丁忧”。服满再进行补职。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为“夺情”。相比较而言，明朝的夺情就比较复杂。明朝时也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都不许保奏多情起复。后来明英宗正统七年又下命令，凡是做官的家里面有丧父母事情，一律派回家守丧。明朝最为出名的夺情事件，就数张居正夺情！大致就是张居正正处于改革期间，突然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身为朝廷的官员要回家进行守制，可是他这么一回去，他的改革可能就会被摧毁。可是他作为明朝的首辅大臣，不去以身作则，遵守明朝的礼制，以后别的官员又怎么能服从明朝的礼制呢？他左思右想，找到了太监冯保，就设计了“夺情”这样的苦情戏。意思就是，上朝的时候，张居正故意说要回家守制，而明神宗需要张居正来主持朝政，就这样你来我往，张居正要走明神宗万历挽留。后来张居正便装作勉为其难的留在朝廷之内。也没有回到老家为自己的父亲守丧！但是张居正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不满。这些言官和大神就开始上疏弹劾张居正，也批评张居正不遵守国家礼制，是贪图首辅大臣之位。但是这些人抗议“夺情”，都遭受到了万历皇帝的驳斥。一些顽固的反对者也遭到了严惩，甚至动用了“廷杖”，有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有的人则被打的终身残疾。不难看出这些反对者，要么就是想让大家一起遵守国家的法制法规礼制，要么就是张居正的一些政敌和政治对手。而且张居正当时正在主张进行体制改革，难免会有一些政治不和的同僚来反对他。
如何评价张居正的夺情事件
楼主，张居正夺情是在明万历初年，那时候张居正正好在全国推行自己的新政，如果张居正生的早点，所谓夺情也就说得过去，可是正德年间，杨廷和杨大人当时丁忧，正德皇帝硬是要杨廷和留下来，杨大人是个孝子，偏偏就把事情交给皇帝，自己在四川老家待了整整三年之后才出仕。所以从此之后，杨廷和就成了全国文官的楷模，在张居正之前有这么个榜样摆着，当然张居正照例得提请回原籍守制。但他内心十分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在此时回乡。一方面，朱翊钧还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练的顾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开的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举措及准备着手进行的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改革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谋划和执行。从个人的私利来考虑，自己数十年来从湖广江陵的乡间走到现在的权倾朝野这一步，也确实来之不易，生怕日久生变。更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丧没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员竟都去祝贺次辅吕调阳。根据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可把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这次，内阁僚属和翰林院的学士、侍讲读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们都纷纷穿上红袍到内阁道贺。张居正去留还未最后确定，他们却都向次辅吕调阳道贺。真是人未走茶已凉，把张居正气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对形势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钧母子此时离不开他，是不会轻易让他就这么走的，太监冯保等人都支持他夺情，凭自己数年的经营和深谋老到的权术，去留问题还是最后由他自己来定。张居正遂加紧了私下的活动。十月二日，也就是张居正接父亲死讯的一周以后，朱翊钧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张居正知道皇帝要“夺情”的态度，就故作姿态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叙述了一通父子人伦当守制的道理后，又说自己年纪只53岁，“丁忧”的时间也不过是27个月，到那时，身体尚还康健，只要皇上不嫌弃，还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钧未悟出其中的奥妙，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张先生离开京师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给先生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朱翊钧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张先生就此而留下。
张居正通过连日来的几辞几留，“夺情”心愿不仅如愿以偿，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赞他的无双忠孝、盖世大功，是他今后继续当国受之不尽的资本。
张居正 “夺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激烈地展开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不小。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历代帝王的习惯做法，朱翊钧诏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与张居正的夺情问题联系起来。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来自南直隶武进县的翰林后进，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他上了一道 《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张居正发怒了，他实在没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对他“夺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门生或同乡。朱翊钧更是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在他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结果，邹元标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反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对于张居正夺情，于公于私，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毕竟他老人家是为大明王朝嘛，总之，自张居正殁之后，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为什么在“夺情”事件后性情大变 生活变得奢侈？
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是一种在极大的不理解面前的失落和无奈导致的，居正深知自己所使用的手段和努力都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而在父亲去世夺情一问题上，百官借此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弹劾，甚至于他自己的学生都上书弹劾，入府逼问。曾有史书上说他曾跪在学生王锡爵面前含泪举刀，但求一死。他自己苦苦支撑，为了挽狂澜于立倒，扶大厦于将倾。然而他的努力居然连自己一手培育的学生都不能理解，更不要说那些所谓的言官和清流派了。
世人都说他专权，谋私，奢侈，有心计，有手段。可是人浮于事的黑暗朝堂之上，他的一切都只为了大济苍生的梦想。然而他的梦想，他所做的坚持，却被人们说成贪权，谋私。。。这样的打击与质疑面前，有一种莫明的无力和悲哀，也无怪于他后来心性的转变。做事更为决绝，生活开始奢侈。和后来他写的“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你可以去看一下郦波百家讲坛讲张居正的几集，也许会对你有帮助。我很喜欢张居正，我的评价带了很多的个人感情，也许不够客观。
明朝夺情的大臣有谁
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还有刘吉（号称刘棉花，可以在查一查），明朝还有好多首辅都夺情了
历史上的“夺情”事件并不少见，臣子们多数半推半就，实则暗喜。在讲究忠孝节义的年代，“丁忧”与“夺情”，一边是“忠”，一边是“孝”，让你在两者之中选择，无论怎么选择，似乎都显得割舍不下。其实剥下伪善的外衣，既不关乎“忠”，也不关于“孝”，我们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权欲。
什么叫夺情？
夺情也叫夺情起复，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夺情很少见，但时常发生在战场的将士身上，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古人称“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尽忠。随着传承与发展，中国古代规定政治人物一旦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必须请假27个月，回乡下守丧，事后再重返官场。扩展资料：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在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制度，“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但在唐玄宗后夺情已较少见。明朝时的夺情有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大多是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有些人贪图官位权力或是为工作考虑，便用各种手段，谋求夺情。但古代的孝道不是闹着玩的，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夺情，都会涉及伦理纲常，甚至遭到攻击。张居正的夺情，就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和政治生涯的一个拐点，成了他身后被众多政敌攻击的把柄。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夺情
请问有谁知道发生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夺情”风波是怎么一回事？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封建礼教，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否则，即是“忘亲”、“夺情”。当时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来家江陵奔丧守孝。但他表面不便明说，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然而，这张瀚却是个角色，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时候，又有一个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小官，默默无闻，见状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过来了。他因此成为大名人，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讪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朝臣们相继上书为被廷杖的五人求情。张居正不听，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吴中行、赵用贤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而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这件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邹元标一事后来对明神宗朱翊钧触动很大，认为大臣冒死进谏都是为了博取虚名，所以之后对大臣的进谏往往不佳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卫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明神宗从此不上朝，消极怠工了。大臣们也因祸得富，没有人再被廷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