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什么意思
意思是: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原文: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译文:我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行动在即还顾虑重重就决不会成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那就一定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从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着身子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怡乐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扬道德,建立功业,求取功名。出处:《战国策》——西汉·刘向扩展资料《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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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灵王平昼闲居
【提要】 “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在赵国改穿胡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作为君主,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对国家民众的服饰和思维进行了革命性的改变。他具备了深远的政治眼光和超人的胆略和勇气。为了说服那些保守势力的代表,他又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其雄辩的口才也让人折服。
【原文】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孙绘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绘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系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繬,非社稷之神灵,即繬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断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教之古,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反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日:“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译文】 赵武灵王平日里闲着的时候,独自居住,肥义在旁边陪坐,说:“大王您是不是在考虑目前时事的变化,权衡兵力的合理使用,思念筒子、襄子的光辉业绩,盘算如何从胡、狄那里得到好处呢?” 赵武灵王回答说:“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这是做君王应遵循的原则;委身于君,致力于光大君主的长处和功绩,这是作臣子的本分。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就要教育老百姓为国出力,战时则要争取建立继往开来的功业。做臣子的,在不得志时要保持尊敬长辈谦虚退让的品行,地位显达以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业。这两个方面,是做君王和臣下的应尽职责。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我担心一辈子也没有人理解我的用心。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付出的力量不大,就会取得非常大的成果,不使百姓疲惫,就会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建立了盖世功勋的人,必然要遭受一些世俗小人的责难;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必然会招惹众人的怨恨。现在我准备教导民众穿着胡服练习骑马射箭,这样一来,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我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行动在即还顾虑重重就决不会成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那就一定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从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着身子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怡乐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扬道德,建立功业,求取功名。愚蠢的人在事情发生以后还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所察觉,大王您还是马上按您的想法去付诸实施吧。” 赵武灵王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狂狷的人觉得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蠢的人高兴的事,贤明者却对此担忧。如果国人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举世的百姓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得到手。”赵武灵王于是改穿胡人的服装。武灵王派王孙?去告诉公子成自己的意思,说:“我已经改穿胡服了,而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在家里听命于父母,在朝廷要听命于君王,这是自古至今公认的道理;子女不能违背父母,臣子不许抗拒君王,这是先王定下的通则。现在我下令改穿胡服,如果王叔您不穿它,我担心天下的人对此会有所议论。治理国家要有一定的原则,但要以有利于民众为出发点;处理政事有一定的法则,但首先的是政令能够顺利施行。所以,要想修明朝廷的德政,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想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使贵族接受君命。现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并不是想纵情恣欲只顾自己享乐。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有成功的基础、等到事情成功以后,政绩才能显现出来。现在我担心王叔违背了从政的原则,以至助长贵族们对我的非议。何况我曾听说过,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就不必顾忌别人说什么,依靠贵族来办事,就不会遭人非议。所以我希望仰仗王叔的威望,促成改穿胡服这件事的成功。我派王孙?特地来禀告您,希望您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三拜谢说:“我本来已经听说大王改穿胡服这件事了,只是因我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 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您还是不要反对吧。”
【评析】 “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而对那些改变、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英雄之异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高瞻远瞩、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作为英雄,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类型的人物。如果安于现状、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与英雄豪杰无涉了。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赵武灵王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口才出众、雄辩滔滔、善于析事明理。就如何看待礼法,他提出礼法的目的只是“利其民而厚其国”,古代圣人只是“因其事而制礼”,他向那些反对派指出任何礼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礼法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处易”,礼法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赵武灵王不仅阐明了针对礼法的道理和原则,而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出变法的迫切性。他首先阐明赵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特点,然后阐述赵国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让人觉得以赵国当时的状况是难以应付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的,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变革礼法、改革军制的愿望,这样,“胡服骑射”的变革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听者的头脑里。
大家有懂得的帮我看看这幅作品谁写的?请大师帮我讲解一下内容含义,谢谢🙏
文:峰隔尘净阴重草 木幽鸟依窗外集 水向涧中流 世事频添泪 名贤不可留 朱张堂尚在 今是御书楼
落款:巳卯秋 墨路书 在X正文X字(有两个字看不清楚)
印章:上“缘同庄”(后边两个字不确定)
下“墨路”
书体:整体来看是隶书的特点,又是简书的形态(字中有很长的竖画),也有一些篆书的特点。应该是有篆书向隶书过度的意思,但是一些字已经是标准的隶书了,比如“尘”、“阴”、“是”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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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亡:丢失;牢:牲口圈。羊丢失以后,才修补羊圈。比喻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善后措施,以免酿成大错
2.释义 遗:失物。路上没有人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捡走。形容社会风气好。晚上睡觉都可以不关门。
3.师:借鉴。记取从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
4.鹬:长嘴水鸟;蚌:有贝壳的软体动物。比喻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占了便宜。
5.形容军队力量强大,百战百胜。或比喻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6.知己者:了解自己,信用自己的人。指甘愿为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献身。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悦”即喜欢、欣赏的意思,“容”在这里是化妆、打扮的意思。悦已就是使自己高兴。意为,自己心爱的人。容:作动词用,修饰、打扮。男人知己者:赏识自己的人悦:使……高兴。"这句话的意思是:女人为欣赏自己,自己心爱的人(这里专指男人)而妆扮自己,使得自己更显得容光焕发。男人为赏识自己的人而效死。
7.风萧萧地响把易水岸边吹的很冷,壮士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刺秦就像是到虎穴到龙宫一样危险啊,但是我们的英雄英勇的气概,连仰天吐气都能形成白虹.史书上说,高渐离击筑,荆轲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得太悲壮了,以至于听者嗔目,发尽上指
“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出处、原文全篇
你好,
这句话出自《商君书》中第一章《更法》,原文如下: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翻译参考:
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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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编辑的《战国策》,谁抄袭谁?
第一:请问司马迁怎样抄袭刘向?
司马迁死后十年刘向才出生(刘向生于前77年,而司马迁卒于前87年)。
第二:至于谈到记载相同的事。这很正常,司马迁和刘向都担任过西汉的史官。他们的创作材料大部分来自宫藏的皇家藏书。史料的来源是先秦人的记载,而不是史家自己写的。《史记》和《战国策》两书很多都是摘录宫藏的史书然后汇编而已。
史记当中的战国策赵策一是第几章?
《赵国策·赵策一》为《战国策》第十八卷。
《赵策一》共17篇,分别为:
1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
2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3张孟谈既固赵宗
4晋毕阳之孙豫让
5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
6 秦韩围梁燕赵救之
7 腹击为室而巨
8 苏秦说李兑
9 赵收天下且以伐齐
10 齐攻宋奉阳君不欲
11 秦王谓公子他
12 苏秦为赵王使于秦
13 甘茂为秦约魏以攻韩宜阳
14 谓皮相国
15 或谓皮相国
16 赵王封孟尝君以武城
17 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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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毕阳之孙豫让
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则豫让也。刃其扞曰:“欲为知伯报仇!”左右欲杀之。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且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知,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
居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襄子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于是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优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