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元明清时期，汉乐以戏曲音乐为主。元代的戏曲叫“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元曲音乐来源于唐宋词曲、大曲、诸宫调名曲和北方民间流行音乐。其中有一首曲子叫《小令》，宫调中七音序相同的几首《北曲》按照一定的逻辑连接成一首组曲，前后有引子，叫《集》。南戏单独称为“南戏”，由五声部南戏组成。元代中期以后，杂剧南移，南北戏融合，形成了一套南北戏。明代称之为南戏传奇。明代以后，杂剧逐渐衰落，传奇音乐主导了剧场。杂剧音乐被收集起来，改名为昆曲。相传主要有四种曲风：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腔和昆山腔。它在明代享有盛名，形成于宋元时期。北方有“秦腔”，发源于陕西，以枣梆子为板。因为叫“椰戏”，所以音乐很响，很刺激。还有发源于甘肃的“Xi秦腔”，其音乐苍凉深沉，后演变为“西皮调”。西秦腔和陕西民间音乐相结合，分别形成了西路梆子和东路梆子。清初有黄儿方言，发源于江西，传至皖、鄂、桂。西皮调与黄儿调的结合形成了皮黄腔，是徽剧和汉剧的音乐基础。1870年，皮黄腔进入北京，创立了京剧。此后，在昆曲、高腔、梆子、皮黄腔、弦歌五大声腔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民间音乐，逐渐形成了一些剧种。如昆曲、徽剧、汉剧、秦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粤剧、川剧、闽剧、云剧、湘剧和赣剧。说唱音乐是南方弹词和北方鼓词中最引人注目的。弹词以琵琶三弦为伴，以苏州弹词为代表。清代中叶，苏州弹词根据曲式的不同分为陈、郁、马三种声调。著名艺术家有陶、邱心如、梁德生、王、陈玉干、余秀生、卢世贞、姚、赵翔洲、王世全等。古琦由演员和其他弦乐器伴奏，如三弦、琵琶和胡俟。鼓，又称鼓，起源于河北中部的西河鼓和沧州木鼓。著名艺术家包括郝老凤、王小语和马三峰。
中国古代音乐的明清音乐
明清两代（至鸦片战争之前）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催化剂。杂剧和南戏在明代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杂剧的渐趋衰微和南戏的转趋兴盛。由于南戏（传奇）主要流行在中国南方，在流传当中，不断与各地民间音乐相结合，并根据各地语言音调的不同，而不断派生出多种南方的戏曲声腔如：“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浙江）、“弋阳腔”（江西）、“昆山腔”（江苏）等。其中出现较早的是“海盐腔”，而在明初流传最广的则是“弋阳腔”。它不仅流行于江西、福建和安徽各地，而且还远及于云南、贵州两省。“弋阳腔”是高腔一类戏曲声腔中最早出现的一种，运用帮腔和滚调是它的特色。明代的“乐平腔”、“青阳腔”，以及清代盛行的“京腔”等多种高腔剧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明中叶，魏良辅等人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声腔的优点，对“昆山腔”作了重大的创造性发挥，创造了称为“水磨调”的新唱法，更加突出了舒缓优美和细腻的风格用新的“昆山腔”演唱的第1个剧本《浣纱记》（明梁辰鱼作）上演之后，“昆山腔”遂风靡一时，为其他声腔所不及。作为一种声腔或剧种的“昆山腔”（亦称“昆曲”），并非它的所有音乐皆为昆山一地的产物。相反，它的音乐的绝大部分都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南北曲曲调，只是在昆曲中经过不同程度的特殊处理，使之具有昆曲的风格色彩而已。在昆曲中，不仅有在杂剧与南戏中便已出现的南北合奏的形式，而且有将整套南曲和北曲间杂使用的“南北联套”形式，同时，还有许多整套的北曲剧目被作为昆曲的保留节目而上演不辍。这说明，南北曲在明代出现了另一个重要趋势：走向融合。而昆曲就是南北曲的集大成者。不幸的是，作为南北曲发展的顶峰的昆曲，由于适应上层观众的需要，创作和表演上过分追求文雅和雕琢，到明末清初便逐渐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地方戏曲声腔兴起的新局面。 明末清初兴起的多种戏曲声腔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梆子腔”和“皮黄腔”。梆子腔起源于陕西一带，故又称“秦腔”。早在明代就已产生，逐渐流行于黄河以北诸省，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梆子戏。南方的许多剧种中，梆子腔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声腔。皮黄腔是“西皮”、“二黄”两腔的合称。二黄是在安徽、湖北一带形成的新声腔；西皮则是梆子腔流入湖北后逐渐演变而成的。18世纪末徽班艺人首先把二黄带进北京；19世纪初汉班艺人相继入京，他们大多数以唱西皮著称。在北京的徽汉艺人的合班演出，进一步促进了两腔的结合。其后著名演员辈出，艺术上广为吸收昆曲等多方面的经验，有了重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皮黄腔为主要声腔的新剧种──京剧。梆子腔和皮黄腔的音乐都属于“板腔体”。这种板腔体的戏曲，音调虽较简单，但却颇为灵活。能作多层次的节奏与色彩等的变化，富于戏剧性，也便于欣赏和学习，因而深受群众欢迎。它的出现，是戏曲音乐发展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 明清时期，器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具有悠久历史的鼓吹乐，早已突破官家的垄断，在各地普遍流行。现存北京的“管乐”、西安的“鼓乐”等，都还保留明清以来的遗制。江南一带的“十番锣鼓”、“十番鼓”在明清之际已有了广泛的影响，还有多种形式的锣鼓在南方（尤其是沿海）各地得到发展。和元代的“达达乐”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弦索”合奏形式，明清时也相当流行。18世纪蒙古族文人荣斋曾给这种合奏记下分部总谱，名为《弦索备考》传世，还有丝竹乐合奏的形式也在各地广泛流行。这时期的器乐，大都不同程度地受着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影响。它们所奏的乐曲，不仅有许多曲牌是从戏曲和说唱中吸收和发展起来的（包括许多整套曲牌的移植），而且有一些大型器乐的创作构思也是从戏曲或者说唱的节目中得到启发或依据的。另一方面，许多声乐曲牌被引入器乐之后，适应器乐的需要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与变化，并获得了新的气质。随着琵琶、三弦等乐器在戏曲、说唱等多种音乐形式中的广泛运用，演奏这些乐器的名手愈来愈多（明代北京的“都城八绝”中就包括了“琵琶绝”李近楼和“三弦绝”蒋鸣岐），演奏技巧愈来愈高，创作也日益丰汤琵琶”）是杰出的一个，他能弹《胡笳十八拍》等“古曲百十余曲”，“而尤得意于《楚汉》一曲”（王猷定《汤琵琶传》），这首《楚汉》就是至今仍在流传的琵琶曲《十面埋伏》的前身。至于琴曲，明清时期没有出现十分优秀的作品，但在琴谱的整理和刊印上却有显著成绩，自1425年汇集较多琴曲的第 1部琴谱集《神奇秘谱》出版之后，陆续刊印的琴谱为数不少。它们保存下大量琴曲，是研究琴的艺术和音乐历史的珍贵资料。一些经过整理的琴曲在艺术上也有发展和提高。 明清时期音乐科学的重大成就是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明代杰出的音乐理论家朱载，经过数十年刻苦钻研，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精密计算，创造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旧的三分损益律和旋宫转调的创作要求之间的矛盾，为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明清时期的音乐，继续着宋元时期开始的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众多的城市以至农村集镇不断兴起的形势下，各种民间音乐形式普遍得到发展，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和器乐乐种，积累了无比丰富的音乐财富，为近代音乐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