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与《史记》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 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 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著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 《史记》的叙事艺术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历史和逻辑相统